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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刘中伟内容提要：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区域贸易体系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越来越多最终产品的生产不是完全在单一经济体内完成，而是根据价值链的延伸被跨国公司分散在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由此形成的贸易不平衡已不是简单的双边贸易问题，而是复杂的、网络状的多边贸易问题。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动力仍然在外部市场，东亚依然缺乏一个能够推动区域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文章认为，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转移与升级的对抗，反映了对东亚生产网络主导杈和治理选项的不同认识，也预示着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路径和制度的竞争。关键词：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区域合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者简介：刘中伟，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讲师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十分强劲，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分别达到创纪录的亿美元和亿美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全球治理与中国驪起”（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当代亚太》年第期，第页。——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口元，其中，东亚地区超过亿美元，同比增长占全球流入总量的比例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提高到。中国依然是对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年吸引髙达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截至年底，中国内向存量约为亿美元，外向存量约为亿美元。全球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正在不断东移，国际生产网络的演进和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出体系化、区域化和差异化的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再平衡”与既有国际生产体系和分工格局的冲突和矛盾将更为严峻，中国所面对的各种竞争和挑战也将更为激烈。本文将从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特征出发，说明东亚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关系与互动作用，进而分析美国以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经济“再平衡”政策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制度竞争，解释其间中美两国的角色发挥和合作竞争的作用，从而对未来一段时期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走向做出大致判断。一、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变迁与动力东亚生产网络最初是由“雁行模式”（演变发展而来的。但自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和生产战略的调整，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亚地区的生产和分工形式逐渐形成了以“分散化生产”（为基础，遵循产品在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展开的地区性分工，并通过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体系。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在亚当斯密看来，它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的因素”。④国际生产网络框架的形成是分工国际化①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后文涉及其他东盟国家时将予以说明。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年世界投资报告解读》，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④：—一口当代亚太的结果，是生产过程和地理空间、社会制度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国际生产活动由原来主要是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目前的全球范围内的分工，由工厂内部的简单流程扩展为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这种新型生产模式的出现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全球价值链的生成和发展成为国际生产网络出现的重要微观基础。年，迈克尔波特（在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其理论的研究层面拓展到企业外部，并突出了价值链的空间分离格里芬（首次将‘‘价值链”概念推广到世界范围，并与国际产业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用以考察如何提升产品在国际产销体系中的竞争优势。该理论以“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个模式来探究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升级。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在构建全球商品链时需要注意投入一产出（结构、领域性、政治结构及制度框架等因素。③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相比传统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的纵向维度特征，全球价值链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进一步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产品构成越复杂，生产工序越多，价值链的纵向维度就越长，并逐渐在组织规模和生产性主体上形成层级关系。与此同时，产业越庞大，进行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规模经济也①吴锋：《生产边界与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述评》，载《上海经济研究》年第期，第页。②迈克尔波特（于年首次提出了“企业价值链（的概念，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在其内部建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增值活动（使得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产生增值效应，最终产生的增值总和就构成了企业的“价值增值总和”。参见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页。③！”，，，：，——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口就越大。价值链横向维度的日趋发达，将从地理分布上不断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结构。国际生产网络（，的出现实际上是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国际生产模块化与国际外包（、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等国际化生产现象的总体概括，即跨国公司通过对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加以整合，采用投资建厂、模块化生产或业务外包等形式，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工厂或“制造飞地”。在这一生产体系下，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产生大量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从而对所在地的进出口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亨德森（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概念时提出，“全球”意味着多种规模范围，即生产网络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而并不是说生产网络必须覆盖全球。厄恩斯特（和古里耶里研究了日本、美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其中主①斯特金（等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生产性主体（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包括一体化企业（如、原等）、零售商（如、等）、领导厂商如、等）、交钥匙供应商（如、和零部件供应商（如、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参见②“模块化”就是将原来的生产制造过程分解为一些功能和结构相互独立的标准模块，按产品生产的特定需求对标准模块进行组合而完成的生产，它直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外包分工的发展。此外，外包生产、片段化生产和国际分离生产这三个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朱妮娜、叶春明：《全球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研究文献综述》，第页。③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前提条件包括：一是产品生产要经过多个连续阶段；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生产过程中提供增值；三是至少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进口的投入品，其产出的一部分必须出口。其中第三个条件是垂直专业化区别于其他有关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的关键。参见浦华林：《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晌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年第期，第页。④““，——口当代亚太要关注了电子产品贸易。安藤光代（和森田福成（研究指出，东亚机械行业生产网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发达，他们使用贸易数据和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相关数据系统地描述了东亚机械行业的生产网络。同时，他们还从企业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在东亚以及拉美的生产网络，认为区域投资环境因素对推动生产网络发展更为重要。③奥巴什（采用估计方法和比例风险模型研究了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认为随着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国家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贸易联系；同时，建立在生产链基础之上的中间产品贸易与其他交易相比更具持续性。在现实中，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区域层面的发展更加迅速。目前，全球主要形成了三大区域性国际生产网络，分别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北美区域生产网络、德国与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之间的中东欧区域生产网络以及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区域生产网络。相比之下，东亚生产网络的空间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众多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发展较为完善且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机械制造领域的企业内和企业间生产关系非常成熟。⑥更为重要的是，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引起了东亚贸易结构的显著变化，甚至改变了东亚经济体与域内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形式。厄恩斯特和古里耶里曾指出，“近四十年来，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加工生产最初只是起源于东亚的个别国家，但之后其重心很①“：②③林桂军、汤碧、沈秋君：《东亚生产网络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载《国际贸易问题》年第期，第页。④““，⑤⑥刘德伟：《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论文，年’：—一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口快转移到东盟地区，随之又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生产网络重塑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使区域内各经济体共享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发展机遇，这对东亚区域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和安全而言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二）“雁行模式的衰落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世纪年代以来，以产业转移和升级为背景，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中国与东盟部分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特征的“雁行发展模式”，从而使本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伴随亚洲“四小龙”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引进而引发的“经济起飞”，曰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产业内分工不断扩大，原本层次分明的分工格局在各经济体相互赶超过程中日趋模糊，“雁行模式”日趋式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雁行模式”作为后进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缺乏自生能力，创新型发展能力不足。根据“雁行模式”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理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实现技术进步，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后进国家在前向关联上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在后向关联上难以摆脱对日本技术和资金的依赖，始终与先进国家保持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政策博弈过程始终受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影响，一旦国际环境发生不利于后进国家的变化，其发展和技术进步便后继乏力。第二，日本多年的海外投资与技术复制，及其经济的停滞与衰退，使得“头雁”效应日渐式微。日本通过本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复制了国内的部分生产体制和技术成分，由此客观上构筑起日本支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世纪年代末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进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期，已经难以承担“头雁”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雁身”和“雁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一轮“东亚奇迹”。第三，“雁行模式”下的产业间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让位于产业内分工和产品间分工，由此形成了竞争趋同、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复合型生产网络体①“：——口当代亚太系。根据索普（等人的测算，年东亚区域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年的上升到年的。东亚各经济体间产业结构差异逐渐缩小，产业间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新型网络分工体系。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年月发布的《贸易白皮书》，日本政府明确承认，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发展时代业已结束，并预言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