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实质

1浅论百家争鸣的实质——重塑君主专制体制中国的专制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华夏先民缔造华夏文明的那一刻，经三代至轴心时代，百家争鸣，传继至今，每一个华夏儿女的骨子里都存在着专制思想的因子。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子孙都不可能剔除这种基因。当然，这里所说的专制思想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专制制度之类，它们有交叉，但更多的偏向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且在此也并不着眼于评述这种思想的好坏利弊，只是尽力将这种思想的内核展现出来。一，中国专制思想传统的产生与演变“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地，它们也是幕后的功臣。”（黄仁宇）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温带季风气候影响下的河流平原比较有利于发展原始农业，但由于季风的不稳定性，造成黄河流域长期的水旱灾害，河床易道，自然灾害频繁。而对于这些灾害，华夏先民是无能为力且必须经常面对的，一旦发生大规模严重的自然灾害，饥荒和死亡便如影随至。因此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中华文明以农业为基础，本质上来说中国传统文明就是一种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靠天吃饭的文明。绵连不断地自然灾害便成为华夏先民的永久伤痛与回忆，也因此产生了他们对自然地恐惧、敬畏与崇拜。先民们相信自然界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一切事物，风、雨、雷、电以及山川河岳等自然现象都由这种力量控制，这种力量变幻莫测，是人所不能抗拒的，因此，他们对这种神秘的力量格外关注。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人们必须尽可能地掌握自然环境条件2特别是气候的变化规律，而在极其落后的技术条件下，祖先一代代所积累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无疑是最可靠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年长意味着拥有更多经验，他们理所当然地享有有崇高地位，受到人们的尊崇。“孝”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于是在人们无法掌控和把握自然界那股神秘力量，一方面祈求它的庇护的同时，另一方面转而将目光投向积累大量经验的祖先，认为祖先即使无法掌控那股神秘力量也可以凭借经验与智慧预知那股力量所带来福祸的趋向，从而趋利避害。当这种意识广为大家所接受后，便由“孝”延伸出对祖先的崇拜与神化。在对祖先的崇拜与神化中产生了上帝的概念。商王祭祀祖宗就是祭祀上帝。中国古代的上帝寄托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同时在不断的演变中，祖先即上帝被赋予了掌控和管理那股神秘力量的职权与义务，而生产力的进步也使得私有观念逐渐形成并发展。因此商王在祭祀上帝的同时也表明其王权的天然合理性——商王的祖先是上帝，上帝掌管一切，上帝赋予自己的子孙掌管人间的职权，神圣而合理。但随着“小邦周”灭“大邑商”的到来，周的统治者必须寻找到自己王权存在合理性的新的依据，于是，上帝的概念被扩大了。周人称上帝是人类共同的始祖而不单单是商王的祖先。他们认为，上帝代表着正义、道德与秩序，铁面无私。任何人违背了上帝规定的正义、道德与秩序，就有可能被上帝严厉惩处，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商的灭亡便是上帝的惩罚。周人崇拜和敬畏上帝的同时，也崇拜上帝领导下的诸多神灵，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神灵。（“天高皇帝远”，“强龙不压地头蛇”，“县官不如现管”，周人同样得罪不起他们）这些神灵和上帝一样，都住在天上，因此，周人一般以“天”代表整个神灵世界，把“天”视为整个神灵世界的象征，“天”因此具有全部神灵的功能，周人在崇拜上帝的同时特别信仰和崇拜“天”。人们既敬畏“天”的同时，也特别崇拜和敬畏那些曾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努力为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因而在死后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祭祀，甚至可以荣升登天。至此整个天地3崇拜的体系基本确立。“天”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必须听从上帝、祖先和其它神灵即“天”的安排，人世间的全部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充分体现“天意”。“天”赋予人间统治者以统领百姓的权力，人间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帝”或“天”的权力是绝对的，作为帝之子或天之子的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人间也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很早即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无论是商王还是周王，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着“上帝”或体现着“天意”，君主专制体制一直被认为是绝对合理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专制思想从华夏先民对冥冥中的力量的崇拜到对上帝祖先、天的崇拜再到对天子的绝对服从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基因遗传着。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农业生产必须依附于土地，人们长期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长，自然的血缘关系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成为维系人们社会关系最有效的纽带，血缘宗法也就成为最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在血缘宗亲关系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了以军事首领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上古时代中原大地上战争极其频繁，频繁的战争不仅有杰出的领袖，更需要以领袖为中心，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社会由此形成了以军事首领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而“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中央的地位最高，文化最优越，离中央越远，地位就越低，文化也越落后，越野蛮。四方理所当然地受中央的控制，臣服于中央”等等专制思想观念也逐步形成。而西周初确立的“礼乐”制度也从道德与心理上编织了社会等级、尊卑有序的专制思想网络。因此，在中国，君权神授似乎根本不用像西方那样证明“天赋人权”前提下君权的合理性，因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现实中君主和上帝有血缘关系，是天子，“上帝”或者“天”理所当然地将权力授予自己的儿子——在私有制观念下，这完全符合人们的常识，根本就用不着证明，而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因此，中国的君主除了自己的祖先即上帝外，不受制于任何人。即使是到了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这种专制思想4仍是主流思想，几乎没有遭到非议。二，轴心时代的变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Jasbers）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代，主要成就大约是语言、工具和取火；第二阶段是亚非四大古代文明时代，人的精神仍处在神话的统治之下；第三阶段是轴心时代及其精神延续时代，产生了哲学家、创教先知和世界性宗教；第四阶段是科学与技术的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指的是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公元前800年—前200年间，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自身能力的限度，开始体验到绝对，树立起最高的目的。轴心时代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础，迄今为止人类仍然依托于公元前的轴心时代所奠定的精神基础。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探寻物质世界的基本原则，并非为了绝对真理，而是用来说明人类生存的问题，他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拉尔夫PhilipLeeRalph，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随着周室衰微，礼乐崩坏，天下大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士”阶层凭借其丰厚的学识纷纷聚众讲学，著书立传，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获得统治者的赏识，从而重塑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百家争鸣的主力军。他们认为，社会的混乱，人心的涣散是至关重要而严肃的问题，之所以会形成这些问题，并不是彼岸神灵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此岸的社会和人心出了严重问题。“礼乐崩坏”并不意味着“礼”失去价值，而是人们对“礼”的理解发生变化，人们更相信由“礼”所统摄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据应当是人的理智与价值。这就突出了人的理智与价值的地位，人的精神不再处在神话的统治之下，而开始相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因此他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班固指出，百家争鸣的背景是“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尽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人们思考问题的知识背景依然是传统的天人关系的理念。思想家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建立新的政治社会秩序方法途径，但是，5基本上没有人否定传统的“君权神授”理念的绝对合理性，也没有人否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的绝对合理性，换言之，思想家们基本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探索重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方法途径。所谓思想解放，百家争鸣，从始至终都没有超出专制思想观念的范围。轴心时代对中国社会和思想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嗣后中国人在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利用轴心时代的思想资源，进行诠释和再诠释，以此为基础为其所遇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对策。因此，专制思想的传统得以传承发展。三，百家争鸣的实质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实际上也不需要有批判现实的精神，即使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也基本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他们思考和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而展开的，目的就是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他们总是希望统治者采纳自己的主张，或想方设法让统治者欣赏自己，从而获得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诸子百家无一不是此类。儒家“儒”起源于殷周时代的巫、祝、史、卜之类。这些人居于古代生活中心，是圣者和贤者，“是古代文化和礼仪持有者，进而言之，儒学与巫祝不无关系”，孔子及其弟子所继承的是巫、祝、史、卜中程度较高的合理主义传统的“君子儒”，摒弃了以祈禳卜筮为业的“小人儒”。孔子称，自己是与巫、祝、史、卜同出一途，“我后其祝卜也，我观其德义也耳”。而这些巫、祝、史、卜之类直接与祭祀崇拜上帝相关，为王权服务，其专制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儒家对其继承和发展，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深厚的专制思想的影响。而事实上儒家对“礼”的注重超乎寻常，儒者极其重视各种仪式和规则，甚至在汉以后对服饰的注重与规定也格外苛刻，而服饰的差别直接象征着人的身份、等级、地位和修养。在儒者看来，“礼”本身具有神圣性，象征和统摄着现6实社会生活的秩序。孔子孔子在继承传统儒者的东西的基础上，着重“求其德”，将传统儒者的东西理论化，哲学化。在他看来，天下大乱的原因就在于“礼崩乐坏”，只要人们能够自觉地严格遵守传统礼制，就可以重建稳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他认为，必须说服教育人们自觉地严格遵守传统礼制，为此，孔子“观其德义”，着力论证传统的“礼”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作为巫、祝、史、卜的继承者，孔子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的仪礼规则非常了解和敬畏。他强调，人必须对礼仪保持特别的敬畏和尊重，只有懂得“礼”才能够被社会认同，“不学礼，无以立”，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努力培养出一种遵守礼仪的自觉习惯，这样便能够自觉地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觉地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使社会井然有序，和谐稳定。而孔子的“仁”就是要求人们按照血缘和社会等级结构的规定，自觉地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位置。“仁”的出发点是人的血缘亲情关系，基于这种血缘亲情关系所产生的“爱”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人只要按照这种真实感情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由此及彼，由内而外层层推衍，由爱自己的父兄到爱其他人，就能够自觉地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位置。因此，孔子的“礼”和“仁”分别从外在的形式上和内在的心理基础上论述了专制、等级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在“礼”上，要求人们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自觉做到“君臣父子”的定位，确立尊卑等级，以保证社会秩序不紊乱，从而达到和谐大同的社会局面；在“仁”上，论述了“礼”的实行在于人们自觉遵守，而内心的“仁”则是督促人们自觉遵守“礼”的道德约束和心灵追求，即道德修养达到“仁”的境界就会自然而然的遵守“礼”，也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仁者，爱人也”将自己的爱由里及外，由此及彼，由亲人到他人，有中央到四方，层层推衍，说到底仍然是一种专制文化下的中心最优意识。孔子重道德文教“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