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

第十三章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文学与新闻系张文通第十三章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第一节“乡下人”与“城里人”•第二节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第三节京派文化与京派作家•第四节废名的田园小说•京派之名源于京剧。从陶潜到李商隐，再到晚明公安派，建立了沉潜温润的文学史精神系统，兼具平民性与贵族性。•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平、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其命名不仅带有时间和地域性，还有政治倾向性。•京派作家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成员；•二是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作家；•三是北京高知和高校师生，如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冯至、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等。•汪曾祺：“京派的最后传人”。第一节“乡下人”与“城里人”•在30年代，老舍和沈从文都是风俗文化型作家。老舍写市井风俗文化，沈从文写乡土风俗文化。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开创者，沈从文是湘西小说的集大成者。•１９０２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的军人世家，他６岁启蒙，不喜欢枯燥无味的私塾，经常逃学。后转学到凤凰镇守署设立的军事学校，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高小毕业后，15岁不到的沈从文以候补兵的名义跟着军队驻扎到辰州（沅陵），曾做上士，后来还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过匪，在军队中，他得以接触到社会各种层面，同时也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1920年，他所在的部队在鄂西全军覆没，留守驻地的沈从文遭遣散回家。半年后，他到了沅州舅父家，在当地的警察署当办事员，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这“放纵野蛮”的数载间，他看够了底层人物细微的悲欢。在这期间，发生了改变他一生的“女难”事件，使他远离了沅州和家人。•后来还是投身军营，在自称“湘西王”的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这段时间，他见惯了人生的生死无常。在一场卧床40多天的伤寒之后，一位好友又在他面前被河水洄流卷走。在军队中见惯了生与死，人生病时那种脆弱的心理，加上朋友的猝死，彻底让沈从文从现实的环境中惊醒，他决定“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到了二十岁，他决意去北京闯闯……。从此离开保靖去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初来北京的沈从文，考取大学的希望落空，就刻苦读书并热心进行文学创作，经济上却陷入困窘的地步，过了两年冻馁艰辛的生活。有两次差点去当兵，轮到他填志愿按手印时，一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线希望，写信向几位作家倾诉处境。从文笃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过了两天，柴扉上真有人轻叩了三下，又重叩了两下，沈从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灰布衣衫书生，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他就是救星郁达夫了。看看屋子破庙样的寒伧相，再看看沈从文冻馁交加的样子，郁达夫立刻就明白了这年轻人眼下已沦落到何种困境。在附近的馆子里，郁达夫点了一份葱爆肉丁，还点了好几个荤菜，沈从文狼吞虎咽。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钞付账，还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给了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送给这位酷爱文学，以至于拼命的小兄弟。两人含着泪依依告别。昔年漂母一饭救了韩信，此日（郁）达夫一饭也救了（沈）从文，那可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自1924年12月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邮出的信》后，1925~1927年，沈从文的作品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徐志摩无愧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并为之四处延誉，称赞他的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还将这位笔极秀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忑而羞涩的“山民”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沈从文任教中国公学期间，因授课之便，认识了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聪明好学秉性端庄的大家闺秀，号称“张门四枝花”。按说，沈从文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应该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拿出自己的法宝，暗地里发起了书信攻势。•后来，他在致张兆和的家书中以自炫的笔调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而是把艺术视角对准了湘西这片美丽、神秘的世界，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湘西的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等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欢，用他特有的表现手法展现给读者一幅幅情景交融的湘西风俗画。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政治上不同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1948年，沈从文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开始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评判与清算。•北平刚解放时，沈从文和林徽因有过几天的朝夕相处。那时，自由主义文人失去了政治势力，北大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在大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巨幅标语，此前左翼权威作家郭沫若判定沈从文是发动、下流的“粉红色作家”。沈从文感到自己倒了穷途末路，他开始足不出户，关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来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逐步加深，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高度紧张自惊自吓下，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痛苦变得愈来愈难以忍受，他急于找到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天他情不自禁地抓起桌上的的水果刀……•为缓解沈从文极度紧张的情绪，正复犯旧病的林徽因邀请他到清华园小住，安排他住在隔壁的金岳霖家。她不顾气喘、发烧，坚持陪沈从文饭后聊天。她悉心的心理治疗，渐渐拂去了笼罩在脆弱文人心头的梦魇，帮助他读过了人生苦痛的一道难关。•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１９４９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４９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４９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到了１９８８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短篇小说结集：《龙朱》《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等中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烛虚》等•“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篱下集题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为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由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像，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的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写的是乡村世界（湘西生活），代表作品有《月下小景》《三三》《萧萧》《贵生》《龙朱》《柏子》《边城》《长河》等，在这些作品里，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沈从文感叹“乡下人”的义利观不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观精神的蒙昧而忧虑。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作者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另一类则是描写都市人生的作品，如《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绅士的太太》等，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这些都市人生，整体上与他的乡村世界相对立。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图景。作者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都市人生的荒谬。•这种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立结构，积淀了沈从文的哲理思辩。这是都市“现代文明”与原始民性的对立，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也是现在、过去与未来的对立。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第二节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边城》所想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讴歌充满了爱和美的人情世态。•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在川湘边境的小山城茶峒，掌管水码头的船主兼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都爱上了摆渡老人的独孙女翠翠。后来，天保主动退让，乘船离家，不幸葬身鱼腹。傩送一时无心耽恋爱情，远行桃源。不久老船夫在一个风雨之夜与世长辞，翠翠怀着对祖父的伤悼和对情人的系恋继续摆渡为生。夏去冬来，而傩送未有归期。“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在小说里，少女翠翠是作家所着力精雕细刻的中心人物。这是作家理想中的“自然之女”，她没有任何都市鄙俗的污染，只有“小兽物”般的天真活泼和“黄麂”般的乖巧善良。而围绕着翠翠所出现的人物，无论是秀拔出群的傩送，还是谦和克制的天保，无论是宽厚仁慈的祖父，还是豁达正直的船总，也都无不保持着做人的美德，信守着灵魂的纯洁。小说正是通过他们相互间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和邻里之睦的描写，生动地展现这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自然的人性爱和人情美。“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小说无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描绘人物的内心感情。整个作品是那样浑朴天成，如同作家笔下的溪水，顺着山势，或急或缓，自然流淌，毫无人为造作之感。小说的语言也与所表现的内容和谐统一，质朴、清新、自然、含蓄，处处蕴含着浓郁的诗情，字字浸渍着作家的温爱。有人说，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的三十年代，《边城》把社会和人心写得这样美，是有意“掩盖现实生活的矛盾”。我们认为，这是对作品和文学社会功能的一种片面理解。其实，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祖国的山河之美，人民的心灵之美，也是存在的。真实地挖掘出典型环境中固有的真善美，同样是对假恶丑的一种抨击和诅咒。•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美学追求：•（1）他追求的是人性美、人情美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向往。“神性”就是“爱”和“美”的结合，“神”、“爱”、“美”三者一体，沈从文作品中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边城》中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胆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聪明机智的二老、忠诚守信的大老，都具有作家向往的“人性”美。•（2）在《边城》中沈从文创造了他最为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边城》所创造的古风犹存、淳朴美善的“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沈从文把《边城》看成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