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人民网理论党建政法政治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宋鲁郑2009年02月06日09:08来源：《红旗文稿》【字号大中小】打印留言论坛网摘手机点评纠错E-mail推荐：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一、从东西方关系看普世价值1840年，西方凭借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西方也进入了全面交流时代。在这此后的100多年间，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上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对中国更是极尽掠夺和欺凌之能事。甚至即使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和战胜国，也仍然无法避免西方对中国利益的侵占和出卖。众所周知，一战后，西方主导的“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二战后，英国和美国更联手瞒着中国把东北利益出卖给苏联，英国甚至继续蛮横占据香港，拒绝交还中国。当面对这种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诚信而言的西方所推销的东西时，怎么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是为了中国好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次西方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中国鉴于过往惨痛的历史，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古训，怎么可能毫无戒备地接受呢？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当面对经济危机时，还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即便如此，当中石油于2005年收购美国一家陷入困境、规模也并不大的石油公司时——这是一件买卖双方都无异议、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商务活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却横加干涉，强力反对，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国家安全。一件单纯的商务交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何以西方当做价值核心的普世价值却没来由地大方得很，不但积极推销，甚至还要强买强卖。这和中国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实在令人犯思量。难道石油公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所以才导致西方宁可把普世价值推销甚至是免费送给中国，也要把石油公司留在手里甚至继续亏损也无妨？当然，如果从纯商务角度看，美国除了不卖给中国石油公司、高科技和先进军事装备，有一样东西是向中国大力推销的，而且是由美国的财长亲自到中国来推销，这就是美国的“两房”债券，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毒债券”。至于后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西方你不能怪中国对你的积极推销抱怀疑态度，甚至拒之于千里之外。毕竟，万一普世价值是两房债券，什么时候中国就毁在这上面也未可知。最为可疑的是英国。“民主国家”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就是不给香港人民民主权利。但就在中英双方签订香港回归的协定后，英国人突然对香港的民主热心起来，主动要推进香港的民主。显然，如果香港实行民主对英国有利的话，英国早就让香港民主化了。而当香港回归中国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人才恍然大悟突然要搞民主，不惜违反中英两国所签协议的有关规定，不惜得罪中国，其司马昭之心就路人皆知了。于是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西方眼里不民主的中国，仅仅在收回香港十年后，就释法推动香港特首直选；而一个西方眼里民主的英国，在统治香港150多年间，居然一直拒绝在香港实行民主！当然，这件事上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可疑。为何英国统治香港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民主？最后，在西方眼里，西藏是人权问题，台湾是人权问题，俄罗斯的车臣是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也是人权问题。然而，何以西班牙对巴斯克大开杀戒不是人权问题，土耳其派军越境到伊拉克清剿库尔德人也不是人权问题，英国在北爱尔兰滥杀无辜还不是人权问题，魁北克被加拿大联邦取消公投权利仍然不是人权问题？就只因为他们是北约成员，是西方的一分子？！从东西方160年历史看，西方主动式、强迫式地向中国推销的东西确实不少：初期有鸦片、治外法权、租界，现在则有“两房”债券和普世价值。前几样，已证明是毒害或损害中国，只有普世价值还待确认，也许已经吸取了众多经验教训的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给西方一次机会了。二、从民主与自由、人权、平等的关系看普世价值如果我们再回到西方极力推崇的普世价值本身，即捆绑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仍然令人疑惑丛生。因为从西方民主国家300多年的历史来看，至少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并没有天生的必然关系，甚至是毫无关系。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但这个制度建立后却并没有带给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权。对内采用残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同时立法禁止失地的农民乞讨——连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只能被迫成为新生的工人阶级，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环境下每日工作12至18个小时，所得甚少。更别说政治上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个时候的英国民众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人权、无自由状态。对外则通过殖民掠夺、武力扩张、贩卖黑奴积累了庞大的肮脏财富。当爱尔兰被强行并入英国后，发生严重的饥荒，英国不但不救助，而且阻止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在灾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大量向外输出粮食。在长达200多年的时期，英国人民别说什么人权，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下层民众的强烈抗争，“民主制度”下的英国才慢慢不得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扩大选举的范围——从过去的贵族、有产者向城市男性劳动者、农村男性劳动者和女性扩展。英国妇女作为最后一个得到选举权利的群体，是在付出暴力、绝食、自杀等代价以及在一战时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后才得到的。瑞士则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给予女性投票权，实现了西方所宣扬的普选。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响彻云霄。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侣和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曾同为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转而成为被镇压和盘剥的对象。当然，和英国一样，在100多年过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暴力反抗，这些民主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建立保障体系，扩大选举权，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响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众多开国之父们大多是奴隶主，蓄有黑奴。美国内战时，打着废奴旗号的林肯总统，他的夫人家里就是养黑奴的大家，而北方的军队就被拥有众多黑奴的格兰特将军率领（颇为反讽的是，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反而没有黑奴）。在刚开始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人权条款!而就是在这部宪法中，在南方奴隶主的要求下，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当时是按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来看待的，不交税，没有投票权）按3/5的人口数计算。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英国和法国原始积累的一幕再现美国。这期间，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镇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然而，美国国内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于是，无法忍受的黑人长达10多年间，用暴力或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终于在1965年得到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女性记者可以参加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肯尼迪时代才实现的。纵观西方民主300多年历史，民主确实和自由、平等、人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西方为什么要歪曲历史，把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挂起钩来，是非常需要打一个问号的。至于西方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谋利的外交工具，就更有违普世价值的本意了吧。三、从民主在西方的历史演变看普世价值①如果从古希腊民主算起，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来，无论是先贤先哲，还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对民主持强烈的否定甚至厌恶态度。而仅仅是最近这两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别是冷战后才跃升为现在的崇高地位。在西方，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反对民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大多数人是无知无识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而政治是专业人才的领域，但专业人才永远是少数。二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无知无识的，就很容易受人蛊惑、摆布，特别是被无耻而又有野心的鼓动家利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多数人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在他们眼里，民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这种观点从苏格拉底到美国的开国之父那里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图对话录》曾记录下苏格拉底这样一段对话：他力图说服某人，作决定时不应受民意的左右，因为大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就通过对话得出“民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的结论。至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深信，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由于民主让所有的人参与，他认为这就取消了分工和专业化，其后果是让政治变成一种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把民主定义为“适用于穷人控制政府的体系”，“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政体”。柏拉图师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也对民主持否定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导致败坏、堕落、滥权、不讲法制、压制富人的大量事实。波里比阿则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讲原则的平等和自由之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也对民主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于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正是民主带来的无序和混乱，才导致雅典的灭亡。进入公元后，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民主更成为反面和被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认为：“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民主政治不过是暴民政治的别称而已。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掀起了整理、学习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遗产的热潮，但民主却依然无法改变被否定的命运。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鼓吹罗马式的“共和政体”和民主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也是认为民主主义不过是“愚民、暴民”统治的代名词。17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这些启蒙大师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诗人弥尔顿一方面高呼“对于暴君，人民有权反抗，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否则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英国的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认为人类的未来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法国百科全书派是重要的启蒙运动派别。但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大都十分保守，主张开明君主制。孟德斯鸠一方面激烈抨击专制政体，但又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会走向极端。由此产生一窝窝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会消失，单一暴君就会出现。因此，他主张英国式的有节制的君主政体。伏尔泰主张“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因为它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狄德罗则更直截了当，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未来只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样有教养的人手里。他为《百科全书》编写的“民众”词条写道：“民众是愚昧与迟钝的”。在那个时代，卢梭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倾向于直接民主制。因此，他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大加批评：“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值得一提的时候，当时英国700万人中，有权投票的只有25万人！只有这25万人在投票时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万人连投票时也没有自由。但卢梭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当波兰人请他设计一份民主的宪法时，他却劝告波兰人选择世袭君主制。德国的康德也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