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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历史沿革及其新内涵欢迎发表评论02012年08月10日19:35来源：《楚商》作者：桓秀芳“重商主义”一词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古今或是在东西方，这一词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重商主义”源于西方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是16—17世纪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该名称最初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而增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重商主义建议政府为达到这一目标，应该通过鼓励出口限止进口，扮演积极的、保护主义的角色，特别是使用关税保护小企业。1440年英国有法令明确提出：外国商人装运货物到英国，必须将全部货款转换成英国货物；英国商人到海外经商，至少须将一部分售货所得用现金的形式带回本国。当然，英国在完整意义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是从都铎王朝开始的。通过实施重商主义，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创造了国内外市场、巨额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为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于是大批企业如鱼得水，应运而生。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柯尔帕提出一套经济政策，包括对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国内政府颁布法令，取消各种税卡，消除商品流通障碍，并拨出大量经费改良公路、开凿运河，完善各种基本设施。美国自18世纪末期始，联邦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措施，制定一系列扶持计划。私人企业分别通过不同形式，得到政府的帮助，譬如赠予土地，减免特种税、经营某种事业的专利权，各项补助金、津贴等。不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和社会基本设施。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早期，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恰恰扮演了企业家“助产婆”的角色（引自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企业家及其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主要条件，都是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国家政权之手实现的。欧美诸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成长史证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保护和扶持产业和企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企业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传统中国：“重农抑商”塑造鄙商心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是以农业为根基，它需要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经济，而商业是流动的，开放的。商业一发展，商人一出现，就可能瓦解封建生产方式，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历朝历代的税收来自农业税，商税不过是适应特别需要而征收的“权变之税”，所以自秦以来，封建统治者无不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秦朝以“重农抑商为本”，把商人与罪犯看做同类；汉朝则增加禁止商人着丝乘车，仕宦为吏，不许商人购买土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但也是商人地位被持续贬低的时期。宋代理学盛行，崇尚儒学的统治阶级利用手中职权，推行传统的抑商政策。明末清初，以及康、雍、乾三朝商业繁荣，江浙一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商业发达源于当时吏治清明，社会安定，而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准则丝毫没有改变。清末的洋务运动，其目的并不在“商务”，而在“国防”。这种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阻碍着商业的发展，而且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鄙视商人，视经商为贱业。“无尖不商”从一种赞美商人薄利多销的品质，逐渐发展成“无奸不商”，就突显了这种鄙商心理。商人们不满于这种社会地位，但没有致力于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看法和社会传统，而是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脱离商人阶层。在古代，经商致富后往往是买田置地，成为地主；有的直接通过捐纳，跻身士绅或者官宦阶层。当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来刺激企业和大批企业家的产生。相比之下，欧美的扶持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创立和发展所必须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上，中国则将重点放在授予官衔、爵位上。根据投资银两的多少，分别授予不同等级。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环境，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道路中，出现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跳出封建经济结构的桎梏，这也成为近现代经济变革和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障碍。现代中国：重商就是重产业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制定了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新目标后，这场改革迎来了一个“企业家”的时代，占据社会中心地位和支配民族命运的是企业家集团。自此，政府只有逐渐放开市场，才能真正培养一大批企业和企业家出来。“重商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重商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关系中，让自己处于顺差的状态。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持续了多年的“鼓励出口，追求外贸顺差”、“追求外汇储备积累”等策略，在外汇储备攀升至万亿高峰、摘下世界首位的桂冠之后，其增长速度也饱受非议。在2006年，中国传统的重商主义有了新的转向：减少储蓄、加强消费、重视国际收支平衡。这一政策也为内陆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扩大内需离不开广阔的内地市场。广义的“重商主义”，是相对于“重农抑商”提出来的，它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其意义与“重商”接近。今天所强调的“重商主义”中的“商”，已然不单纯是商人的概念，而指代产业、企业。提倡重商主义，即要把产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本身，在于缺乏一个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而激活民间资本和企业来带动科技的进步，成为发展战略中的应有之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政府官员推动，后者则由企业家推动。由此一来，重视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培养，在市场经济阶段十分重要。克林顿任总统时，北大学生问及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他是这么讲的：美国经济的繁荣，不是政府领导有方，而是企业家和工人干得好。产业的兴盛、企业家队伍的质量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未来发展。企业家处于创造财富的一线。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出效益，而且出人才。没有优秀本土企业的城市，谈不上是一个优秀的城市。产业是财富之源、发展之要。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根基。而如今，有数据显示，湖北省民营经济2011年实现增加值4484.85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2.3%，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29%。如今，民营企业份额已占据了湖北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于传统国有经济为主的格局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新生的一批重大项目都是民营企业的杰作。在这种民营企业持续发力的环境中，提出“重商”文化，赋予“重商主义”新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博导徐汉明说，以培育重商文化为切入点，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发展软环境建设结合起来，从文化高度推动我省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再次“破题”，显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