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讨论稿No.002：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郑江淮】

IED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IndustrialEconomicsDepartment,NanjingUniversityDISCUSSIONPAPERSERIES讨论稿No.002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对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性质及其变迁的实证分析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2008-01-10版权所有©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2008。本文任何两段文字以下的引用或转载无须授权，但须标明出处。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对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性质及其变迁的实证分析1郑江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e-mail]高彦彦（南京大学经济学院）[e-mail]胡小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内容摘要】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对“落地”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以及与技术升级共同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呈现出“扎堆”现象的初始原因不在于与关联企业空间集中为依托的产业集聚效应，而在于政府主导下的“政策租”和基础设施规模的效应。但是，一旦开始生产经营，其后的技术升级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因素发生作用，对其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稳定的影响，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在地方竞争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集聚效应的提升。【关键词】沿江开发区企业空间集中集聚效应技术升级政策租1本文是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NO05&0033）以及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8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德才教授、博士生时磊和张三峰的有益建议，当然，文责自负。2FirmConcentration，TechnologyPromotionandEconomicPerformance：AnEmpiricalStudyontheNatureandDynamicsofIndustrialClustersinChina’sDevelopmentZonesalongtheDownReachesofYangtzeRiverZHENGJianghuai1,2,GAOYanyan2,HUXiaowen21CenterfortheYangtzeRiverDelta's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NanjingUniversity2SchoolofEconomics,NanjingUniversityAbstractBasedonmicro-firmdataofdevelopmentzonesinJiangsuProvincealongtheYangtzeRiver,theeffectsoflocalfactorsspecialtodevelopmentzonesandoftechnologypromotiononfirm’sperformancearetested,fromwhichwetrytoillustratethenatureanddynamicsofindustrialclustersbuiltondevelopmentzones.Theresultsshowthattheprimaryreasonsfirmslocateintodevelopmentzonesarenotclusteringbenefitsingeneralmeaningbroughtbyinteractionsamongfirmslocallyconcentrated,butaretheattractionof“policyrents”andthescaleeconomyofinfrastructurebroughtbygovernmentbehaviors.Oncelocatedinthezone,thefirmisdoomtointeractwithlocalgovernmentaswellasindustry-relatedfactors,andtheclusteringeffectsmayemerge.Thus,thekeytokeepdevelopmentzones’competitionsustainable,whengovernments’biddingwarsandpolicyadjustmentfadeaway“policyrents”andscaleeconomyofinfrastructure,istocultivateclusteringeffects.KeyWordsDevelopmentZonesalongYangtzeRiver,Firms’SpatialConcentration,IndustrialClusteringEffects,TechnologyPromotion,PolicyRents3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对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性质及其变迁的实证分析【内容摘要】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对“落地”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以及与技术升级共同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呈现出“扎堆”现象的初始原因不在于与关联企业空间集中为依托的产业集聚效应，而在于政府主导下的“政策租”和基础设施规模的效应。但是，一旦开始生产经营，其后的技术升级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因素发生作用，对其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稳定的影响，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在地方竞争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集聚效应的提升。【关键词】沿江开发区企业空间集中集聚效应技术升级政策租4开发区大有希望——邓小平1引言建立经济开发区、吸引外来资本进入是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普遍措施。中国从1984年开始建设经济开发区，到2000年左右开发区建设随着制造业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日益深化，进入了发展高潮。以苏州昆山开发区兴起为代表的江苏沿江（沿长江）开发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大量的国外制造业企业迅速落户沿江开发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经常落户在同一个开发区，呈现出“扎堆”的特征。在迅速扩张之后，受到土地规划面积的限制，沿江开发区又逐步提高吸引外资的规模标准和与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性标准，达不到规模标准或产业关联性标准的新外资企业又逐步落户到江苏北部欠发达地区，沿江开发区的原有企业也有一部分逐步转移到苏北地区。考虑到沿江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竞相采取许多降低投资成本的政策和措施，我们从沿江开发区的这些变化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是否形成了产业集群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如果这些企业入驻开发区仅仅是简单的“扎堆”，那么它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仅仅是短短几年的GDP增长，牺牲的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反之，如果这些企业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那么该地区就会留住这些企业，通过集聚效应带动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即使这些企业再转移到苏北地区，不仅会抵消交通成本的上升，而且会在更大的地理范围扩大其产业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因此，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开发区企业入驻动机、入驻后技术升级和经济效益的问卷调查和实证检验，试图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在初始阶段为什么呈现“扎堆”的特征，后期的发展是否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从而对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发展建议。本文第2部分对产业集聚和开发区的相关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第3部分对开发区凭借“政策租”吸引企业空间集聚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有待于实2一方面这些外资企业会因本地投资成本上升转移到其他果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发展受到土地指标、技术压制和市场挤占等而丧失发展机遇（郑江淮等，2004）。5证检验的假说。第4部分对数据和变量进行说明；第5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空间集聚因素、技术升级因素对开发区企业经济绩效影响的检验结果；第6部分解释开发区竞争力；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2．简要的文献回顾对于企业空间集聚的产生，大量的理论研究将其归因为资源禀赋上的优势、交通运输成本、基于固定成本的规模报酬、专业化的供应商、劳动力市场和基于知识外溢性的外部经济，以及企业集中带来的地租上升，导致工业生产的一般性费用增加的负面因素（韦伯（1997，中译本）、马歇尔（2005，中译本）、Dixit和Stiglitz（1977）、Krugman（1991，1998））。Krugman（1991）认为，产业区的形成还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企业的偶然集中，以及由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的不断自我累计和强化促使集聚的力量不断增强。波特（Porter,2002，中文版）进一步强调相关支持性产业和政府政策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Martin和Rogers（1995）考察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改善国内公共基础设施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而方便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使本国的企业向国外转移。Meyer-Stamer(1999)运用巴西圣卡塔琳娜省（SantaCatarina）产业集聚的历史，认为成功的产业区位不仅依赖于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还依赖于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参与者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政府的作用对于优势产业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巴西在省级层面不仅缺乏促进区位优势的有力政策，而且产业政策较多地受到政治活动的影响。由此，经济开发区的优势应该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型向基于系统性竞争优势，向支持企业发育良好的网络型转变。波特（Porter,1990）则认为，产业区的优势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而是长期发展和不断差异化的结果。这种优势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而且一旦形成，就可以增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谈判能力，因为产业区内的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使企业愿意留下来。尽管政府在制度供给、完善法律以及政策优惠等方面对于开发区建设提供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直接干预产业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成就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波特、竹内广高和神原鞠子（2002，中译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政府直接介入较多的行业6在不断丧失竞争力，而竞争充分、政府干预较少的行业成长为日本的支柱产业。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余地仅仅在教育培训、基础设施、设定法律标准以及稳定宏观政策环境等方面。巴西近40年通过财政政策进行的区域发展计划并未根本上改变巴西东南部发达而北部地区落后的现状。尽管通过大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政策使巴西北部Manaus自由贸易区取得不俗的经济成就，然而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并不明显（Lall，2004）。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空间集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量的FDI集聚，目前大量的文献集中于研究FDI的管理溢出效应（袁诚，陆挺，2005）、技术和科研活动的溢出效应（Johansson,H.andL.Nilsson,1997；赖明勇等，2005；蒋殿春，2006；平新乔，2007；毛日昇和魏浩，2007；Cai,Todo,andZhou，2007）和基于市场的产业溢出效应（钟昌标，2006；许和连等，2007；马国霞等，2007）。从FDI企业产权结构（即合资还是独资）的角度，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运用罗马尼亚企业数据得出合资形式的FDI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结论。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