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价值危机及价值回归

11人的价值危机及价值回归高正研(长江大学政法学院,湖北荆州434020)摘要：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心灵需要不断的填充,科学与技术在此追寻探索中产生,并用于价值实现的实践活动。科技和社会关系巨大影响着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在实践中被永不停歇地修正,人类的发展史即是价值实现史。文章结合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对人的命运是否应当由物来控制和决定,以及价值分裂今天的我们的未来(价值)略作探讨,以给人启示。关键词：价值;价值分裂;价值危机;价值理性;价值回归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一、价值概念的争论及影响人在劳动中智能化并产生了语言,抽象出具体事物共同的本质特征,用语言标识出来,然后由客观世界直接引起的观念形态与已由客观世界转化而成的人的思维规定共同作用形成的概念。但由于实践主体对客体认识各有侧重,以至即使对同一客体的概念界定也不尽相同,价值概念的界定也是如此。1.关系论者从价值形成不可或缺的主客体关系的构成来界定价值概念,认为价值是客体(人自己或物)满足主体(个人、群体、社会、人类)需要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界定价值概念有利于认识到主观因素在价值中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客体效用(有用性)依赖于价值主体(个人、群体、社会、人类)的需要和要求,所以,要求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及其外化现象)的价值体现必须以主体的标准为转移。对价值客体来说,被认为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即被认为有价值(有用,有意义);反之,则是无价值、无意义,甚至是危害无穷的负价值。(1)人既是价值客体也是价值主体,价值伴随人作为自觉价值主体的出现而产生。人无意识和知情不清、物我不分,与自然浑为一体时,并没有以明晰主体意识为特征的原始思维,不存在价值关系。即使发展到高级阶段也把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运动变化都看作有灵魂的活动———万物有灵论。此时,人依然没有价值指向的意识,不存在价值关系。原因是,只有人产生了主体意识,有了要求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及其外化的现象)的价值体现,必须以主体(人)的标准为转移这一人的尺度标准,人才成了自觉自为的价值主体,才存在所谓的价值主客体关系,而不是原始无主体意识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客观存在的某种有用关系,而且凡是构成了这种客观的有用关系,只有在价值主客体关系确立后才有讨论价值的意义。对主体来说,即使存在价值主客体关系,客体也仅仅是能够(或可能)有某种潜在的价值。(2)人依据主观需要在自然物可能有用性基础上,运用客观规律对其结构、某方面性质、属性进行烙印主观意识的改造,欲使物具有满足人的意愿的功能。他们创造“锤子取代拳头,使人的肢体器官得到增强和超越;创造汽车代替双脚,使人的肢体器官负担减轻;创造刀刃取代缺少的利爪,使人的肢体器官被取代。”[1](3)目的和工具的关系是人的价值的基本关系,但人寻求价值的最终归宿是生存发展和幸福,不能容忍仅仅把自己作为一种实践过程中的手段或工具。人的价值从潜在变为现实,除了要努力提高价值潜能,还需注意其实现过程,不能只看结果。这时,作为客体的人才能1摘自：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８）：３５～４１作者简介：高正研(1985-),男,云南曲靖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研究。2够满足主体(自己、他人、群体、社会、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是他(她)作为人的价值所在。若给予人才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和途径,即有了“满足”的过程,那么,人作为人才的价值也就真正成为现实了,也就完成了(或实现了)其价值。相反,如果永远没有机会和途径让其发挥才能,甚至一直受到压制,即没有客体“满足”主体的过程,他(她)作为人才的价值也将永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作为客体的人才与主体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价值关系仅仅停留在可能性水平上。这必然就会危害到个人的价值实现和价值承认,甚至会激起反抗,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绝大部分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将无法顺利实现,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更无从谈起。2.中国哲学界从价值客体的价值潜能来界定价值概念,对价值主体做出效用论的承诺,较为一致认为,价值是客体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及其外化的现象)对主体(个人、群体、社会、人类)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效用(有用性),对主体生活和所有涉及到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客观上有利于人们为实现价值而更注重价值潜能的广延性和价值客体潜能与价值主体发生作用的特征。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价值是人评价一切人生世事的立足点或‘视点’”[2](P86),人的价值是客体(人自己或物)满足主体(个人、群体、社会、人类)需要体现出来的有用性,即是实现人的本质。但效用论“对价值本体的承诺实质上只承认外物‘客体’的价值,人本身的价值根本不在价值的定义范围之内,‘主体需要’至多只是‘客体价值’的认同者或参照物。”[3](P256)这种忽视价值主体性的认识,客观上造成了人的异化及价值危机。原因是,人既是价值主体亦是价值客体,人的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作为价值主体,人(个人、群体人、人类)就要求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及其外化的现象)的价值体现必须以“人的尺度”标准为转移,保持生命存在,因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4),在此基础上人才能满足其它欲望,寻求心灵充实,追求真善美乃至终极价值,找到人生的真谛,得到幸福。若只承认“客体价值”,必然导致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体、运用科技手段和其他力量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片面作用客体乃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把对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缺乏批判理性。但目的是以求价值客体更具价值潜能为主体(个人、群体、社会、人类)服务,从而促成了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他人、异化于自然,使“人感到的自己是陌生人,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感不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自己的主人,并服从和崇拜它们”[5](P120),人的价值危机就这样发生了。总体说来,针对价值问题必须把关系论和效用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虽然人有了价值意识后,便有了价值取向,不断进行价值选择,但价值观念、价值目标和价值实现却受制于人的(科技手段和能力、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社会(社会性质、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制度,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和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等诸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历史条件对人的价值实现的束缚乃至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违背,造成了人的价值危机。二、从关系论角度看,人的价值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原因1.人与物的关系:在主客体互动、主体对象化、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中,科技发生着异化。人的价值问题贯穿于科技发展与人的价值嬗变统一过程的始终。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实现,既有指导作用也有日渐显著的抑制作用,甚至使人异化。在科技落后时期,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力和社会力仍不能理解和无能为力,表现为宗教幻想和宗教祈祷的原始宗教世界观在人的头脑中产生”[6](P81)。此时,人类仅仅拥有淡薄而朦胧的主体意识和打上了深深宗教烙印的价值意识、价值观。人创造宗教,是为了从3中获取存在的神圣意义。然而,对人来说,宗教的神圣意义,却恰恰表明了人的悖论性存在:生活的意义来源于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宗教的神圣形象,人在还没有获得真实的自己而再度丧失了自己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而若是“消解宗教的神圣意义,又意味着生活本身不再具有神圣意义,生活失落了规范和裁判自己的最高根据、标准和尺度”[7](P124-125)。在实践经验基础上,人类逐渐从起初以宗教迷信、图腾和神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行而上的哲学,并最终使曾与神话、巫术同源的科学和技术最终与单纯的“行而上”分野。但无论如何人已经有了价值指向,而且指向的标的是人自己。但是落后的科技与强大自然力的悬殊对比还是在充满欲望的人类身上催生了迷惑和漂泊感,使人们面对强大自然时鲜明直观的感受就是恐怖可怕、就是洪水猛兽。实质上,这是一种不能承受的“没有选择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无所适从的感受,人们的信仰标的惟有超人的“上帝”,人的价值实现和自我选择的自由被严格限制着。在古希腊人那里,科学技术则与自然科学乃至神秘主义教义合流。在中亚和南亚常常更依附于神秘主义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古阿拉伯、古印度、古代中国,天文学依附于占星术和星象学的需要,化学、数学则是在炼丹、八卦、术数等神秘主义文化中被包载着传承下来。这一时期,“平行地发展着的科学和技术从一对世界充满好奇试图理解宇宙,追求造化(起初是纯自然的)之美,乃至证明上帝(主宰人类命运的至上神)的至真至善至美,诞生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从一些讲究实际运用、追求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匠和知识分子那里,发轫出近代工艺和技术传统。”[8]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企图解决由于人力改造世界能力局限性给人心灵引起的疑惑,试图寻找人类个性解放和幸福。这些观念因素虽然曾经指导和促进过类的实践,但在对人类追寻新兴知识和指导实践活动过程中,也束缚了新兴知识的萌芽、发展。牛顿绝对时空观曾经压制相对论即是事实。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后,人掌握的科技手段愈来愈先进,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得到空前的加强,价值实现面临的(客观条件)阻力较之人类刚刚产生处处掣肘时有了显著的减弱和改观。人的价值潜能———人的能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人们不仅掌握了核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而且还进行登月、探测火星和彗星的实践。日新月异的科技以第一生产力的姿态极大丰富了人们所需的物质资料,科学技术决定着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消除了人的批判理性,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直接压抑着人欲望的满足,“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了。尼采说:“上帝被杀死了”,但在“上帝”死后,人类却面临两种情绪: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或为所欲为。人自己不断杀死“上帝”(自己的精神支柱),但“上帝”死后必然在一定时空内留下某种空隙,使人们在破除原有思想束缚后,认识能力改造能力不断提高,却又往往陷入莫名束缚之中,最后,以科技和人自己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这给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科技异化留下了空隙。现实表明人们又在往“上帝”作为绝对无疑、不可改变、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标准———这条老路上走,原因是此刻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上帝的位置,成了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虽然中世纪概念上的上帝的确“死了”,他的“神圣形象”在科技的利刃面前消解了,“人们感受到了没有了‘窥视’自己,‘惩罚’自己的‘上帝’,有解放了的愉悦,可又感到了没有‘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的空虚,又感受到新的束缚和压抑,感到‘神圣形象’作为标准的非神圣性,感到莫名的烦躁。概括来说,即是人们开始从‘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向‘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转变”[7]。我们必须关注由于人类应用科技不当而导致在运用科技手段改造、利用和控制自然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自然却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科技发生了“异化”的事实。原因是,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是其保持存在的需要。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任何生物都是功利的,人是高级动物,既有保持生物体存在的功利天性,也有高级4的思维能力系统,更能寻求多维的趋利避害的管道途径,而且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路径事实上也以多维的形式存在着,厉害关系是相对的、并且是针对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的,所以人(个体的人或人类)一旦选择了“惟人”的利益出发的一条,即是向中心主义靠近。由于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价值分裂,惟个人利益是从,外界的一切均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即是个人中心主义;自然界的一切条件,科学技术成果均是实现人类价值的工具即是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主义、科学主义(缺乏批判理性)。由于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局限性,使人们在发现科学规律、发明技术初期无法准确预测、估量科技手段在其他领域可能出现的,和未世界里可能出现的所有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所以,在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主义、科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