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代官府藏书年表

各代官府藏书年表一、各代官府藏书之探微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识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早期文献形式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石器、玉器、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缣帛等。商朝储藏典籍处所为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掌管早期图书档案之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保存史实为重。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以“龟室”贮藏，到了近现代人们大量发掘，史家称之为“殷墟甲骨”。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周朝藏书处所为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史、胥、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制、军事事务、法律条文、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私人藏书重点。春秋（前770—前476年）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齐、郑、卫、赵、楚、魏、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记》春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禁书令。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秦代（前221——前206年）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石室、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诸内容为主。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户籍、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盟书由史官分掌，《诗》、《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因方士侯生、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前206年（秦二世三年）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十月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西汉（前206—25年）高祖时（前206—前195年）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前93年（太始四年）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前73年（本始元年）文不识家富藏书，尝给予匡衡图籍以助其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葛洪《西京杂记》）前66年（地节四年）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前32—前7年（成帝时）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领校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其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另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东汉（25—220年）25—57年（光武帝时）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后汉书》58—75年（永平间）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58—75年（明帝时）建兰台、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宣明、鸿都等藏书，命班固、傅毅等典掌。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是为政府收藏佛经之最早记录。62年（永平五年）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傅毅、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67年（永平十年）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76—88年（章帝时）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107—122年（安帝时）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159年（延熹二年）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170年（建宁三年）蔡邕是年拜郎中，校书东观。175年（熹平四年）蔡邕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190年（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192年（初平三年）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