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易卜生

永远的易卜生主题摘要：2012年，正是挪威剧作家，现代戏剧之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160周年。从1849年易卜生发表处女作《卡提利那》，到1899年他发表收尾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六部戏剧。挪威易卜生纪念活动主任特恩·巴德松曾说过，“每天至少有一部易卜生的作品在世界某一舞台上演”，我们就可以想象易卜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中国，易卜生的戏剧早已被传颂百年，被人们所熟知。关键字：易卜生主义娜拉出走新女性1906年5月23日，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在克里斯蒂阿尼亚（现在的奥斯陆）去世，挪威政府为他举行国葬。挪威文化部把2006年称为“易卜生年”，有100多个国家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也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得到中国现代思想界、艺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建构之中，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对中国现代剧作家产生如此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示范作用，使他们在心灵深处把他引为精神知己。无论是欧阳予倩、田汉，还是洪深、曹禺，他们都曾宣称：要做中国的易卜生。如果说莎士比亚是从贵族时代走向平民时代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那么易卜生则是激进民主主义精神的“近代突破”运动的领军人物。在莎翁去世三百年后，他和勃兰兑斯（丹麦文艺评论家1842——1927）一起高举起“真理”、“自由”的旗帜向社会丑恶、道德沦丧和扼杀人性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勇于选择精神叛逆和人性解放。这使他成为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可以说他是人类社会由过去走到现代并且迈向将来的嬗变过程中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一）、易卜生与中国易卜生是在他去世以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时代要求，使易卜生及其戏剧更加深入广泛地在中国流传。五四时期的中国，稍具现代意识的文化人，没有谁不知道易卜生。鲁迅先生是第一个介绍和评论易卜生的中国人，1907年他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称赞易卜生倡导个性解放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1918年《新青年》杂志刊出《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评析易卜生的文章，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胡适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百年来，中国戏剧家在与易卜生的神思交会中，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世相，亲历了中国话剧实践的曲折发展。他们在艺术与社会的纠缠中与易卜生或亲近、或疏离，而无论是敞开怀抱走近还是误读乃至背弃，都反映了他们悲欣交集的艺术探索和命运，而这是中国话剧的命运。（二）、娜拉出走的意义《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贱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纪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自由出去。在中国，《娜拉》《群鬼》《国民公敌》等在北京、上海等地搬上过舞台，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娜拉、的形象活在中国青年的心上，易卜生的名字传于青年之口，有人说，在中国，知道娜拉和《玩偶之家》的人比知道易卜生的人多；知道易卜生的人又比知道挪威的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易卜生，如此重视娜拉？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娜拉的觉醒和出走，让中国的女性意识到了她们的自由与尊严。娜拉作为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而且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娜拉曾经是妇女解放的代名词。但是，女性是否从家庭中出走就获得了自由与尊严呢？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同时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当今中国，在讨论女性“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西方女权主义。《玩偶之家》提出的女性角色定位问题，是不是仍然有其时代意义？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女性的存在价值，是要靠男人和男人把持的价值体系去界定的，女性的“出走”，正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背离、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蔑视、对男性专制制度的颠覆。而丁玲在二十年代末刻画的梦珂、莎菲、阿毛姑娘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就大多是追求个性解放，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如她1928年初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主人公莎菲，她也像娜拉一样，追求个性解放，冲破旧家庭，一个人在社会里孤独地奋斗。她寻求理想的爱情——一种心心相印的，完全平等的爱情。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左翼文学的影响，丁玲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在《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等小说里刻画的丽嘉、美琳等女性形象，已不再像莎菲那样满足于“真正的爱情”，也不再为爱情理想的不能实现而苦闷彷徨，而是有了正确的前进的方向。《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里的美琳是个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她与作家子彬相爱而同居，“他爱她，体贴她，而她爱他，崇拜他，所以虽说常常为人议论不相称，而他们自己却很相得地生活这么久了。”“她爱子彬，她喜欢子彬的每一篇作品。”可子彬却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停滞了，专写一些无聊庸俗的文章。于是两人思想上产生了隔阂，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虽然子彬“哄她，逗她，给她以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仿佛觉得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她不安于这太太的生活，爱人的生活”了，在革命作家若泉等人的帮助下，美琳终于从子彬家中走出去了，参加了群众运动，开始了新的生活。离家出走后的娜拉后来怎么样？正如鲁迅所说：“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丁玲却给娜拉式的美琳离家出走后以正确的方向和出路。（三）、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易卜生笔下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剧作家审美心理的自他呈现或自他描述。概念易卜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在戏剧中，易卜生式的英雄人物常常和其他人物交往，从而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讨论是非、谋求出路。易卜生创作的批判精神，伴随着一连串问题的提出、讨论而大放光辉。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胡适也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这位一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学者要为“男盗女娼的社会”引进一种陌生的“主义”。“易卜生主义”说白了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是面对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情形“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是“真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独立思想”和“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个人主义”不仅“五四”时代需要，我们今天更加需要。今天的我们，不仅需要重温“易卜生主义”，更要深刻体会它的价值，重新点燃社会健康发展的盏灯。研究综述：目前为止，查询到的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论文共有26篇，部分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可以查到，部分收录在邹建军教授主持的《易卜生诗歌研究》一书中。著名易卜生研究专家王忠祥①教授《读易卜生诗作札记》是现今能够查询到的国内最早一篇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论文分析易卜生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大师”的历程及情感变化，从而主要分析易卜生诗作（包括剧中诗）中的历史性与哲理性。既王忠祥教授对易卜生及其作品（主要是戏剧作品）的深入研究之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副主编，邹建军教授提出易卜生的诗歌研究的重要性，并带领其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逐渐展开对易卜生诗歌的关注和研究。2006年主持出版《易卜生诗歌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选集，为国内易卜生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填补空白。自2006年至今，短短几年中我国易卜生诗歌研究论文逐渐增加，并开始出现在许多核心期刊之中，我国的易卜生诗歌研究进入兴盛时期。②2006年，《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易卜生诗歌研究的发展，共收录12篇研究论文，从主题、意象、思想、艺术特征等方面对易卜生诗歌进行多个角度的分析研究。同年，王远年以“论易卜生诗歌与北欧民间文学传统”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出，“易卜生诗歌是他生命轨迹的艺术性记录，他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2007年至今，我国学者关于易卜生诗歌研究的12篇论文，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都有可观的进展。例如，2009年，邹建军在《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一文中提出易卜生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三种向度：以政治事件为对象的外观向度，以人生哲学为对象的内视向度，以动物植物为对象的象征向度；进而分析诗歌中形成的与之对应的外观、内视、象征三种艺术形态，辩证地、全面地评价易卜生诗歌，理解诗人的诗学观念。2010年，吴海超《易卜生诗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从文学地理学批评角度探讨诗人在地理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俄罗斯语言学家，豪根从罗曼·雅各布森，从语言交往理论入手，把易卜生的剧作形象地描绘为为所有的季节而写的。在他看来，随着世界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引起政治学界、文化界以及戏剧界的注意。但是人们不断地发现易卜生所说的东西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便使得他或在戏剧舞台上或在新的翻译和改编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新生。而布赖恩·约翰斯通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他本人对易剧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他一方面承认，现实主义的代码主导了作为单一的现实主义循环的易卜生后期的十二部剧作，这其中蕴涵了深刻的诗学意图；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表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循环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平台，在这里现实的种种不恰当的概念形式---或曰不恰当的世界---在与绝对精神的抗争中统统败北。实际上，他所说的现实主义隐含了多种代码，因此易卜生就不仅仅被解释为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在约翰斯通看来，易剧中所体现出的易卜生式策略显然被认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表明了易剧中隐含着的对19世纪现实的辨证意义的颠覆，另一方面，它则以一种类似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式的步骤展现了对过去原型的强制性恢复，因此他的剧作实际上编织了三种文本的代码：一种基于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的普通文本，一种为作者不断地参照借鉴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超文本，以及更为重要的一种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他们得以以一种解构方式来阅读和分析的潜文本。注释：①王忠祥：“‘人学家’易卜生及其戏剧文学创作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