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控制论:普罗米修斯还是普罗秋斯?--彭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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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一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暨首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控制论:普罗米修斯还是普罗秋斯?——对控制论传播境遇的思考彭永东中文摘要:本文力图从控制论传播研究的个案出发,通过勾勒其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传播境遇、传播效果,以客观描述1940-1970年间,世界范围内控制论活动的概貌,阐明控制论何以能从美国迅速走向世界,何以在美国的控制论研究逐步衰落之时,在苏联反而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新中国又何以能几乎无阻碍无批评地展开对控制论的学习和探讨。本文的目的是揭示控制论作为一门横断型学科,其发生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意识形态何以影响它的传播,控制论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如何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下对理论传播发挥作用。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控制论传播这一科学个案,折射东西方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在科学技术传播中的作用。笔者将阐明:对一门科学理论的传播与接受程度不仅仅是由这一理论的价值唯一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社会-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对理论的传播施加作用力和影响。而科学理论本身也会主动适应外界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中通过发挥其不同的功效而达到传播的目的。关键词:控制论,传播,赛博语言,意识形态AbstractThispaper,inlightofcommunication,focusesonthestudyofthethirtyyearsbetween1940and1970inwhichcyberneticscameintobeingandreacheditspeak,withcasestudiesof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thetheoryintheUSanditscommunicationinthetwosocialistcountries,theSovietUnionandChina.Itattemptstoillustrate1)howthelawofitsowngoverningthedevelopmentofcyberneticsasaninterdiscipline;2)howideologyinsertedimpactonitscommunication;3)howtheinherentlawofitsdevelopmentinfluenceditscommunicationwithintheframeworkoftheinternationalpoliticsandideology.Iwilltrytoproofthatnotonlythevaluethatcaneffectthediffusionoracceptanceofascientifictheory,nationalpoliticalsituation,social-culturaltraditionandpsychologywillalsohaveinfluenceonit.What’smore,thescientifictheorywillacclimatizeditselftocircumstance,gainitsendsofdiffusionthroughdifferentkindsofapplication.Keywords:cybernetics,diffusion,cyberspeak,ideology一、问题的提出220世纪上半叶——控制论的产生年代,正好是科学普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也是科学本身快速成长与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对国家竞争力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研究近代科学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阐明科学、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由是科学智识史与科学社会史的关系愈加亲密,以致两者都不能相互独立而存在。如何沟通这两者,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理解科学活动的关键。对20世纪中叶后的科学传播的效果上观察,控制论无疑值得关注和研讨。控制论的传播从程度、速度、范围和时空轴上的影响都是惊人的,值得探讨和研究,例如其方法论和一些重要术语(控制、信息、通讯、反馈)已经无可争议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在今天控制论却有走向衰落或隐身幕后的迹象,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控制论传播的悖论,归结为三点:其一,与相对论,进化论比较,人们在谈及一些相关术语和常识时,对创立者和学科往往有自然地追溯,而谈到控制、反馈时却没能想起(cybernetics)控制论、维纳;其二,控制论传播境遇的不对称,它在美国控制论只兴盛了10年左右,而在苏联它占据崇高的科学地位达30年之久,并一度被尊为国家科学;其三,当今学科充分自治的领域,尽管在其发展之初控制论起过相当的推动作用,双方有密切的关联,但如今在追溯这些学科的历史时,本领域的学者常常不谈控制论和维纳的影响。例如当今大家对计算机科学的认识便是如此,还如人们常常将控制论和控制理论混为一谈等。要弄清这些疑问和矛盾,笔者以为,需要从传播学的角度剖析,考察比较控制论发生与传播的动因和模式,才可能形成深刻的见解和较为完整的认识。以下笔者将选取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和中国,进行传播模式和效果的分析比较,时间段则选取在1940-1970这三十年。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首先,这三十年是控制论产生、发展和传播的黄金时段;第二,美国是控制论的诞生地,又是战后西方国家的代表,而苏联、中国是战后东方国家的代表,控制论在这两大阵营的传播就成为其在世界传播的缩影,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学者也对控制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控制论在中国也有独特的传播方式。二、控制论传播概述(1940-1970)1.控制论的发生早期控制论思想的萌芽,触角从远古延伸到19世纪末。而有关控制论产生的本质的思想源泉和技术准备,至少涉及到:1)人们对包括声、光、电和神经系统方面的信息与通讯知识的深入认识和拓广;2)机器与生命体的类比史——它在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类理解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一条途径;3)历史上从各种自动机装置到瓦特调速器的发明应用,以致到麦克斯韦尔对反馈机理的研究这一段自动化运动。这其间的历史线索是多头而复杂的。20世纪40年代前,在众多学科领域和学者中,控制论的思潮不断地开始萌发。它表现为一种群体的共意。这可以从对以下七个方面的史实进行分类和疏理来阐明。3第一个方面是当时工程师对控制问题的视角。当时的社会已经提出了军事和工业生产等方面对控制技术的要求,而其时弱电流技术已经在通讯领域起主要作用。在通讯和工程领域的发展要求下,反馈原理已作为当时所谓伺服机构理论(后发展为自动控制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大量的应用。围绕反馈原理的控制、稳定、计算等概念已经出现在工程师的辞典里。第二是生理学中发展出的反射,调节,稳态等概念的发展。20世纪初,当时的生理学家常把神经系统与通讯系统作类比(例如人脑与电话接线总机的类比),同时认识到了能与信息单元特点作类比的神经系统的全或无法则的重要性,并且也有了对与弱电流作用相通的生物电的功能的认识。这些重要概念正是控制论沟通动物和机器统一性所倚重和借鉴的。第三是心理学方面的早熟。在20-30年代出现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其主要观点如行为目的论等就与控制论相合。特别是协调心理学创始人奥多布莱扎的工作更能说明这一点,这位罗马尼亚军医的工作长期未被国内学界重视,而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到达控制论的思想高度,他在先于《控制论》问世前出版的《协调心理学》(Psychologieconsonantiste)中,就已经给出现代控制论的其它大部分规律(如补偿规律、反作用规律、循环性规律等)。这说明在智力领域,控制论的思想已经被激发出来,尽管它尚未得到普及和认同。第四是计算机的作用。战争提出了高速计算的迫切要求,也提出了计算机作为信息处理的通讯装置,如何发挥这一角色的作用的问题。而早期的计算机先驱们并不像人们现在相当然地那样只关注计算和逻辑问题。冯诺意曼在当时研究计算机理论模型的同时,就十分重视和维纳一起与生理学家互相沟通思想,汲取不同领域的养分。第五是跨学科的合作。科学合作,集体攻关是二战前后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控制论思潮正是在这些科学合作中一次次被激发出来。被认为是宣告了控制论思想诞生的《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论文正是数学家维纳,工程师毕格罗,生理学家罗森布吕特的合作结果;而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创性文献《关于神经活动方面诸概念的逻辑演算》首次建立了神经网络的数学模型,它的作者是神经生理学家麦卡洛克和数理逻辑学家匹茨;此外,还可以举出维纳和冯•诺意曼发起的普林斯顿跨学科会议等。这些事例被后人反复吟唱,应归结为跨学科的合作。第六是信息论的产生与控制论的互动。控制论信息论密不可分,而信息是控制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控制论进行数学表达的对象。统计学家费希尔,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和维纳的工作不同程度推进了控制论的数学化。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控制论’代表了用高等数学的术语和公式来修饰一本非数学的课本的倾向。”1这也是控制论获得广泛认同的原由之一。第七是其它领域的共鸣。如对策论,运筹学这些领域涉及的问题与控制论有1俞长春译自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VolumeXIV.诺伯特·维纳[J].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1),98-102.4诸多相通之处。因此在控制论思想的启蒙过程中,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相互沟通,共同推进了控制论的诞生。及至40年代初,有关控制论基本思想的概念和术语都基本形成,只是名称上还不统一。这一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性进展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已是呼之欲出了。物理学家戴森曾提出科学革命可以分为由工具驱动或观念驱动两种,20世纪前的科学革命主要以观念驱动为主,新近的科学革命都是工具驱动的。笔者认为,不容否认历史上两种形式的革命都客观存在,但其中应当有一个转换和过渡的过程,即工具驱动科学革命的力量开始抬头,然而仍需借助观念更新,在两种驱动力共同作用下,产生某种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重大科学进展。控制论就是两种驱动力并存的有力证据之一。2.控制论在美国(1943-1970)。因为控制论是在美国诞生的,最初的发展和传播源都在美国。所以可谈的东西很多。什么最能代表控制论在美国的情况?同样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一方面控制论的产生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情况有密切联系。二战的军事需求和美国的科技政策,为控制论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这些内容读者也几乎耳熟能详。其二控制论的广泛传播要归功于《控制论》的出版和维纳的创造性综合。笔者并不因为强调控制论是集体推进和催生的结论就忽视奠基人和英雄的作用。维纳于控制论而言,就像竞技场上的灵魂人物一样,每一次进攻和胜利都与这位穿针引线的人物相关,因此观众会把更多更大的功劳都记在他的名下。但维纳并不愧对这一荣誉。一般公认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贡献卓著:1)提出了负反馈概念,给反馈概念以充分的地位和重视。2)将统计思想应用于通讯工程。3)对信息的独到认识和卓越处理。4)对类比方法的革命性运用。同时,他在这门学科的传播上也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和贡献。第三个对控制论推广和传布起重要作用的,是在美国召开的10次以控制论为主题的梅西基金会议(1946-1953)。这些会议的参会者来自数学,计算机,生理学,心理学,工程学,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都是各自领域的有世界声望的学者(如冯诺伊曼,申农,贝特森,麦卡洛克,诺思罗普,雅克布森,艾什比,维纳等),他们就控制论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推广,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后期工作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控制论思想的影响,如人类学家贝特森和冯•福斯特等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工作。梅西会议的情况展现了所谓控制论群体的形成和扩大过程。值得强调的是它是跨学科的会议,在科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对这份材料国内学界还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却对说明控制论的传播情况极为重要。3.从美国到世界——控制论的最初传播迈克尔•阿普特(MichaelJ.Ap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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