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

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作者：丁福成作者曾为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Co）在南京的代理人。本文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商与派驻我国的德国顾问团的成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火贸易，以及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大量购进德国军火和其他器材、物资等鲜为人知的情况。我留美回国后，就从事贸易工作。长期以来，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打交道，特别是一九三○年起至一九三七年的六年中一直周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之间，身经不少隐微曲折、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面。由于年久，有一些事实已经忘掉，但绝大部分还能回忆，虽然不很全面，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尚有一定参考价值。一、南京礼和洋行成立我于一九三○年以前，在上海开设兴华贸易行，专营汽车材料进口业务，营业情况一般。我胞兄丁佐成早年在上海集资创设大华科学仪器仪表制造厂制造和仿造各种精密仪器仪表。当时上海德商礼和洋行是首屈一指的老牌洋行，经理世界各国名厂商品，大到船舶机车，小到缝衣针、木纱团，其他如大小五金，日用百货，种类繁多。它的总经理由德国汉堡礼和洋行总经理刘伦士兼任，从这点，可以知道上海礼和洋行的重要。当时上海礼和洋行由德国运来精密科学仪器仪表，在长途运输中，时有损坏。中国的用户碰到仪器仪表损坏，一般都托上海礼和洋行代修。而礼和既没有修配设备，又没有技术工人，于是经常转托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代修，因此礼和洋行和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在业务上有了密切关系。刘伦士和我兄佐成相交甚好，我就在我兄处认识了刘伦士。彼此一见如故，成了朋友。由于我兄与大华的关系，刘伦士对我特别信任，接近我，拉拢我，处处给我便利，从此相互利用。他希望我代他们奔走，推销商品，而我也乘机通过礼和向外国订货，因此我两人的关系以后进一步密切起来。当时我代礼和洋行向外面兜销的商品，主要是精密度显微镜、美国“古特立”汽车胎、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伊默克”化学原料等。我第一次到南京兜售时，既无门路，又无目标，盲目地向内政部卫生署与署长刘瑞恒接洽，推销精密度显微镜，不想一谈就成功，真使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么便当，立即签订了合同。他订购各种精密度显微镜达三百架左右，约价值美金五万元以上。这一炮打响，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我认为南京方面营业大有可为，就在南京新街口兴业里租赁一幢房屋，成立了福昌贸易行，同时与上海礼和洋行订立合约，由我代理经销他们的商品，但福昌贸易行实际不负经济上的责任，仍由卖买双方各自负责。到了一九三○年十月间，我到财政部与宋子文接洽，签订了财政部税警总团所用的各种军用光学器材合同，货品包括测远镜、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接着又和内政部卫生署签订了合同，供应南京中央医院和军政部军医署用的一批医药卫生器材，如外科手术用器材：无影灯、爱克司光机器等，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我唯一的困难，在于自己对这些军用物资和科学技术器材一窍不通。有时订购的机关提出了技术上的问题要求解释，我无法答复，结果商请上海礼和洋行派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长期驻在南京，专帮助我解决技术上一切问题，因此营业逐步发展。生意好了，事务多了，南京新街口兴业里房屋不敷应用，就暂借用南京中央饭店为临时办公处。从一九三○年八月起到年底，五个月时间内，从内政部卫生署、财政部、中央军校等机关，先后做到的生意总值约五百万元金马克。我的佣金虽然只有百分之二，金额却达金马克十万元左右。（这时一个金马克，合法币一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洋行经理刘伦士见到我在五个月内做了这么多营业额，认为我了不起，有办法，对我更加信任，更加重视。同时他也看到做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生意大有前途。他进一步细细地盘算，觉得我的佣金过高了，企图限制我的收入。因此他借口要发展业务，对我提出具体建议，说我过去这样经营方式不是办法，业务难以发展，今后的业务方针必须转移目标，打开局面，扩大业务范围，轰轰烈烈地摘一番；在南京方面必须成立礼和洋行办事处，如此，不但与各方面接洽便利，而且可以提高信誉。至于成立办事处后，一切开支，他说都归行里负责，但是我所得的佣金也要酌予减低。当时听到了他的具体建议后，起先我在思想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情绪上也有很大抵触，一则由于我是放任自由惯了的人，不愿受到损失。我一时很想不同他合作下去，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在上年五个月里，做到了这么多生意，得到了十万元左右的佣金，既不费事，又不劳力，何等轻而易举！这并不是我本领大，换个人去兜售，谁都可以成效，如果我对他们不满，翘起尾巴，存心刁难，不和他们合作，真把事情闹翻，他们尽可另聘别人。这时候正有许多留学学生，找不到工作，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如把这样好的机会丢掉，未免可惜。何况德商礼和洋行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大洋行，在中国有很大名望，做下去尽有无限美好的前途。于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就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礼和洋行办事处。这时由于南京房荒严重，租用适合房屋比较困难，想到一个偌大洋行把招牌长时期挂在中央饭店，有失威信。好在我上年所得的佣金不少，有钱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南京中山北路购了一块地皮，造起一幢花园洋楼，出租给礼和洋行作为办事处。这座新屋挂起了红底黑万字德国国旗，大门外钉上了南京德商礼和洋行铜质招牌，和外交部大楼一南一北，望衡对宇，非常引人注目，无形中做了广告。当时在南京的洋商中，礼和洋行独树一帜，场面不小，其他洋行无法比拟。在南京行开始成立时，没有德方代表，对内对外都由我全权办理，只有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科学技术指导工作。由于业务扩展，行内还雇用了中文和外文秘书、打字员、伕役、汽车司机。南京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行内备有小汽车二辆，作为交通工具。每月由上海礼和洋行拨给法币六百元，供南京行勤杂人员一切开支。南京礼和洋行正式成立后，刘伦士对我说：“我们礼和洋行主要是代表德国克虏伯炼钢厂，前年礼和洋行曾向沈阳兵工厂做过五千万元金马克生意，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辖兵工厂很多，在规模方面，虽然不及沈阳兵工厂，但是总合起来，要比沈阳兵工厂大得多。我们今后营业目标，不能仅仅限于卫生医疗器材和光学器材，应该转移到兵工材料方面去。”他这番话，说明礼和洋行今后营业范围要扩大到兵工材料。我听到后，更加大大歆动，确认前途远大。于是我就和刘伦士洽签了福昌贸易行与南京礼和洋行划分业务范围的协定，福昌贸易行代理礼和洋行业务部分是：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国“伊默克”化学原料、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等；南京礼和洋行的业务是：兵工材料、军用器材、轻重武器、重型机器、机车车辆、飞机船舶，以及军用光学器材等等。二、礼和洋行的地位和背景礼和洋行是一个合伙组织，股东是德国几个大企业主，如克虏伯等，总行设在德国汉堡，世界各国大都没有分行，驻美的分行在纽约，英行在伦敦，法行在巴黎，设在中国的单位最多，各大商埠都设有分支机构，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重庆、太原、沈阳、青岛、昆明等等。礼和主要业务是经理以下各厂营业：一、德国克虏伯炼钢厂，二、“蔡司”光学器材厂，三、“伊默克”化学原料，四、“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五、瑞典卜福斯炮厂，六、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橡胶制品等，七、英国“司端尼”油厂等所生产的商品，八、汉堡轮船公司。以上这些，都是闻名世界的大企业，礼和洋行是对外的总代表。它不但在这许多方面可以操纵德国国内市场，而且还控制着国际市场。凡是由礼和洋行经理的商品，等于由礼和专利，按照经销量，由各厂给以利润。不但如此，凡厂方直接售出的这些商品，厂方也还保留下礼和应得的利润，许礼和坐收利益。有一次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要购办兵工材料，认为经过礼和这手，要多损失一等佣金，幻想避免损失，就直接向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订购。兵工署长俞大维电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俞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回国后即由谭延闿儿子谭伯羽继任），向德国克虏伯炼金刚厂订购，结果谭来电，签订下合同，其价格比较礼和洋行报价没有便宜，相反地还要贵了一些。其中原因他们始终没有理解，这就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缘故，向厂方直接订购，礼和洋行仍要分取经理权利润，厂方还是给予保留。至于直接订购所以比较礼和报价还贵了一些，则是由于洋商有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人交易，都有付给佣金的规定，其数字多少，要看商品利润的厚薄，商务参赞与厂方签订合同，厂方也要保留一部分佣金。致送佣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因此即使卖买双方直接电报订购，价格上并不能讨巧，而且，由于直接交易，厂方反要负担一笔为数不少的来往电报费用，有时还要派员来华面洽，更多一重旅费开支。这些费用，厂方都要打在货价之内，羊毛出在羊身上。德国克虏伯炼钢厂是世界闻名的大企业，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在国内外有许多分支机构。它除炼钢厂外，还有大炮制造厂、机器制造厂、机车制造厂、坦克制造厂、船舶制造厂等等。总厂设在德国爱森，单是总厂就有职工十余万人，分厂设在煤铁产地及交通便利地区。它资金雄厚，为德国工业之魁首，就欧洲说来，也是一个最庞大的企业，尤其军火生产，首屈一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以战财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受到了凡尔赛条约限制，只能制造轻中型武器，不许制造重型大炮、坦克、兵舰等。德国人虽然战败，受到条约限制，但复兴野心不减当年，总是千方百计培养实力。他们偷偷摸摸地积累物资，把一部分机器设备转移到深山森林地区，从事制造。所炼成的炮管钢材，改制自来水管子，大量储藏，避免战胜国注意，留备战时紧急之需。同时他们还与欧洲一些小国家，如瑞典、比利时、荷兰等，联系当地比较大的企业，由克虏伯进行大量投资，并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帮助生产。表面上，这些厂家和德国并没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化为克虏伯变相的分厂。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部分由国内生产供应，一部分便是由这些克虏伯国外投资厂供给的。希特勒当时之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克虏伯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克虏伯在这次战事开始之初，就担任了希特勒政府中的生产部部长。三、德国顾问和礼和洋行的关系国民党政府崇拜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一切都要学习德国。在经济方面，学习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所实施的经济复兴四年计划；在国防方面，军事编制和武器装备也摹拟学习德国。因此，德国便派遣了大批顾问来华。一九三○年德总顾问范肯豪森带来了军事、政治、铁道、交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专家几百人，成立了顾问团办公处，李鼐被委为顾问处处长。这些顾问分布在南京各院部署司工作。军事方面的顾问，人数特别多，权力最大。就以范肯森来说，他在蒋介石面前，可以随便建议，左右一切。蒋尊之为上宾，非常信任和重视；国民党的一般军政人员，无不俯首听命。这些顾问在名义上是来帮助国民党政府从事建设和改革的，但实际上他们别有企图。他们既随时深入了解我国经济军事情况，又乘机推销德国的剩余物资，为德国经济繁荣开拓道路。当时国民党政府各所用的舶来的器材，如非德国产品，这些顾问就在工作中和技术上吹毛求疵，尽力挑剔，不是嫌规模不合，便说是质量不好。反过来，只要是德国制品，他们便认为都是质量高的，合于标准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这些德国顾问，便利他们的工作，还在各级政府机关中，特别是中央机关，重用了一批留德学生。如在军事方面的徐培根、桂永清等，兵工技术方面的杨继曾、江杓、俞大维等。他们和德顾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工作上此唱彼和，互相呼应，把国家重要机密泄露给德国。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一有计划要订购材料时，事情对外尚未发表，而所要订购的材料的名称、规格、数量等等，德国厂商事先早已知道，甚至有的厂商已来电向礼和询问。消息从何汇漏，不问而知。这些顾问，绝大多数系德国退役军官，也有现役军官，他们与德国大企业主保持着相当关系。礼和洋行遇着有关问题，经常派行内德籍人员和他们保持接触，给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每周末，这些顾问要到上海活动，刘伦士便亲自出马，联系招待。因此，礼和得到了许多有关经济和需要物资的情报。当时在上海的德国洋行很多，同德国顾问都有一定联系，但由于礼和对这批顾问联系接待比其他洋商做得周到，绝大多数顾问都与礼和特别接近。国民党政府为了与德国顾问联络感情，加深交谊，时常举行盛大宴会，今天这一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