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演变

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演变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要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从美国的亚太战略入手。那么，美国对亚太地区最根本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是什么呢？一般而言，研究对外战略，主要是三块：一是战略目标，二是战略手段、途径，三是战略成本。比如，饿了就要吃饭，这是目的；以什么手段吃这顿饭呢？是买来吃，还是自己做着吃；愿意付出的代价又是另一回事。比如，可以进饭店吃龙虾，也可以吃汉堡包。过去，我们在研究战略问题时，往往只专注于战略目标，而忽略对战略手段和战略成本的研究。实际上最后政策的产生，与后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根本战略目标非常简单，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潜在的敌对大国垄断西太平洋、控制西太平洋。“敌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第一，是和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国家。美国认为这就是有敌对倾向的国家。历史上，人类为利益冲突打的仗远远没有为信仰冲突打的仗多。因为，从人类产生的第一天起，利益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存在的。解决冲突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打架，谁赢谁就占先，赢者可以通吃，这是零和游戏。但是这样打呢，双方都要付很大的代价，中国有句老话“杀敌一万己损三千”，实际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还有一种，就是双赢，就是尽量达成某种妥协。而达成妥协最大的障碍不在于双方有不同的意见，而在于双方有没有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往往互相视作敌人。因为，它知道，一旦跟这样的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利益冲突，双方很难达成妥协，并不是说双方没有达成妥协的愿望，而是双方不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比如，我们大家都住在这个屋子里，本来和睦相处，但突然发生地震了，大家都要从这个门跑出去，这样就发生利益冲突了：谁先走、谁后走呢？在伊斯兰国家或者像中国儒教影响非常深的国家，那肯定是男人先走、老人先走；而在西方世界，那肯定是女人先走、小孩先走。这样，如果有人信西方的价值理念，有人信东方的价值理念，就没办法达成妥协，那就只好打架，谁打赢了谁先走。所以，价值理念是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敌对倾向的基本出发点。第二，是有给美国造成实际伤害能力和愿望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总是把中国看作威胁。例如，中国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谈“和平崛起”。其实，美国主流已经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但对美国来说，和平崛起并不等于崛起以后的和平。这是两个命题。“中国威胁论”主要讲的是崛起以后的中国是否还会坚持和平。那么，在达到其根本战略目标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就分成三块：第一块是安全利益。第二块是经济利益，能不能赚钱，赔本买卖谁也不做。第三块是交朋友，就是让你向我这个方向走，让我的价值观念成为你的价值观念。就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有三个：第一，保障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与安定。特别是冷战以来（甚至在冷战以前），美国是不愿意在亚太地区打仗的。第二，保证经济上的繁荣，因为美国48%的进口和42%的出口都在亚太地区。第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美国要保持政治安定，首先要保障安全。美国是惟一面对两大洋的国家。大西洋是它的家乡之水（homewater），欧洲与它同文、同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也类同。并且欧洲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它从不担心欧洲会构成威胁。但太平洋是麻烦之水（troublewater），不同文、不同种、不同宗，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亦相去甚远。所以，能否控制太平洋对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美国只有一次失去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就是在二战期间，结果珍珠港被炸了。美国要控制西太平洋，就要控制三个海峡，分别是对马海峡、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真正的世界大国都想控制海洋。在陆地上，控制一块土地，需要占据一个山口或制高点。但要控制海洋，就要控制海峡和运河。巴拿马运河，连接美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际通道，古巴就在巴拿马运河口上；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所以老在那儿打仗；伊斯坦布尔海峡、恰纳卡莱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也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美国首先与土耳其和伊朗结盟，尽管两个国家在宗教、制度、价值观上和美国相差甚远，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这几个海峡。而在太平洋上，就是极力控制上述三个海峡。美国从树立霸权以来（包括英国），凡是发生大的、有世界影响的战争，都是围绕这些海上通道展开的。美国在亚洲打了两仗，一是为对马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为马六甲海峡。为什么这三个海峡对美国重要呢？因为，太平洋是一个很奇怪的洋面：非常大，中间没有任何岛，科技再发达，没有岛屿做依托，很难跨越太平洋。另外，在阿留申群岛是夏天的时候，澳大利亚是冬天；等到阿留申群岛和北京冬天了，澳大利亚却是夏天。太平洋冷暖交流的漩涡，很容易产生恶劣的气象环境。所以，横渡太平洋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想从太平洋这头打到那头的国家，只能有两条道：一是从北边的阿留申群岛，一个个打过去；另外就是从南边这条道，从中途岛、塞班岛，一个个打过来。你看当年，美国打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个打，否则就没有依托。这三个海峡是美国的第一道防卫线。在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文件中，在谈到太平洋时频率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凸前的安全位置”（forwardsecurityposition）。什么叫“凸前的安全位置”呢？就是要控制这三个海峡。所以，中美关系从安全的角度看，一直是矛盾不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三个海峡都在家门口，也是非常重要的。1840年以来，中国受外来欺辱，就是先丢了马六甲海峡，再丢掉台湾海峡，最后日本把对马海峡也完全占领了。中国如果强大的话，对这三个海峡也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台湾海峡。因为，如果外力占据台湾海峡，就可以对中国进行大范围的正面攻击。确保三个海峡不被敌对势力控制，这是美国太平洋战略以至对华政策在安全意义上的基本底线。在政治上，在72年以前，显然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实行围堵政策。但是美国知道，中国规模太大；美国在亚洲打了两场败仗，都跟中国有关。美国对这些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因此，美国并不想同中国打仗。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安全上美国力图占据中国家门口的三个海峡，但在政治上总想跟中国保持某种交往的原因。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一边倒”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等原因，这个交往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直到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开始交往。从这以后，不管美国哪任总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总是希望同中国保持交往并谋求合作，力图避免大规模冲突。在经济上，为了保障经济繁荣，美国也与中国保持积极的接触与合作。这样，美国的亚太战略就与其对华政策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是内在的，是由于美国的战略手段同战略目标本身存在不和谐因素。美国不想跟中国打仗，但是又不想放弃对中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美国的基本努力是想通过推动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理念，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认为，大家都变成民主国家了，就可以最终把握事情的本质——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的趋同是遵循共同游戏规则的根本保证。所以，美国最大的目标是把中国民主化，即“和平演变”。所以美国有一个着力点的问题。如果推得太凶，这些国家要反弹，如反弹，必然要威胁到政治上的安定；如果推得力度不够，这些国家又不会改变。美国信奉市场经济，要达到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就要全球化。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因为在亚太国家的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如果全面放开，肯定就会被人家吃掉。美国用力推了一次，97年就产生了大的金融风暴。现在面临同样的风险。大家知道，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泡沫是投资泡沫。每年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军事上，美国要维持绝对优势，也存在手段同目的之间的矛盾。美国要维持在亚太地区绝对军事优势的手段无非有两个：第一是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姿态。第二是维持两个同盟，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今天，日美同盟在不断加强。但如果日美同盟搞得太强了，别人就会有压迫感，其他国家（不光是中国，甚至包括印度）也都会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军力。这样，从长期来说，就会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变来变去，除了一开始讲的两个原因外，还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有不和谐的因素。还有一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是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些原因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表现出“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好了，就跟你交往；不好了，就给你厉害。机会主义就是不做任何承诺。因为任何政策一旦确立了，就是一种承诺。比如，我一旦宣布要往东走，就必须一直走下去；如果不走了，我的信用度、威信就要受到影响；受到影响，那美国的政策就要受到损失。所以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尽量减少承担义务，尽量减少承诺，“边走边瞧”。二、中国崛起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的改变，使得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局势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章百家说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往往寻求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呢，却是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很大。中国是如何改变世界呢？首先是通过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确实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有三大特点，是以前崛起的大国所没有的：第一，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国内，而不是国外（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第二，如果把中国的崛起与以前的大国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不管是苏联、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它们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拥有能够在境外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能力。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军事投送”（militaryglobalreach）。而中国不具有此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目前为止在境外作战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第三，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意识到，要尽一切办法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倒不是因为美国比中国强大很多，而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从市场、技术和资金的角度，从中国经济制度本身改造的角度都需要美国的配合。所以，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因此，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之下，中国采取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采取了“融入式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把自己置于现存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像苏联或日本崛起后，一定会对现存的世界秩序进行挑战。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它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民主国家为领导的世界体系。融入以后必然对亚太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第一，不管有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整个亚太地区在经济上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中国跟美国在过去20年，贸易额扩大了8倍；但中国跟任何一个亚太国家（甚至包括日本）的贸易额，扩大都在30倍以上。中国几乎跟所有西方国家的贸易额都是顺差，而与亚太国家大都是逆差。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认识到（尤其是98年以后），中国必须要对周边国家的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97、98年，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这就是说，大家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安全变成“共同合作”的概念。所以，这是以非常规、非传统的手段来达到常规的安全目的。但如此一来，美国就面临下列问题：第一，由于美国在亚太有巨大的利益，使得美国很难对中国进行挑战，因为一旦挑战就会伤及自身。这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即便跟中国产生利益冲突，美国也很难在亚太地区，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反华的共同战线。最典型的例子是，89年以后，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日本不制裁。美国要对中国进行遏制，欧洲不遏制。这就对美国的全球政策构成挑战。第三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中国通过融入方式，在亚太地区，尤其同美国建立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样就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2003年前后，在美国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通过一年半的各种研讨会以后，促使美国的思想精英界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国经过20年来的发展，已经从一个体制外、对体制有挑战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体制内、有一定发展程度的国家。此共识体现在兰普顿教授于2004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即《革心换面的中国》（DemiseofChinaParadigm）。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不是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