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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谢谢诸位邀请我参加这么隆重的会议。今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诸位同仁讨论这些重要的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很小的地球村。今天我们颁发的是“浦山”经济学奖，它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曾是麻省理工的一名学生，许多当年同浦山先生一起共事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或者好朋友。保罗·萨缪尔森是我的老师，克莱因教授是我的好友。今天我赶到这里参加纪念浦山先生的颁奖仪式感到很荣幸，同时我也感到很荣幸能看到这些学者写出如此重要的论文并获奖，请允许我多说两句，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试图解决棘手的全球性难题。我曾在1995年参与起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的文件，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的危害，这些学者的研究有助于在经济学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建立联系。我今晚演讲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学。这可以追溯到250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先生向世界阐释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理论，它描述了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里，个体出于自私目的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该理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改变了欧洲，甚至是全世界。亚当·斯密先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是非常严谨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有效市场的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旦我们不考虑这些条件，那么这座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大厦就将倾覆。不幸的是，许多后来学习该理论的后来者并没有理解亚当·斯密先生的思想。20世纪中叶两位研究亚当·斯密理论的学者（名字没听清）证明了这些前提和局限性。我们将这些可能发生的现象称为“市场失灵”。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它们有局限性，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性。最重要的外部性之一就是环境的外部性，最重要的全球性的外部性则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这也是今天获奖者之一的论文所研究的问题。还有其它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竞争。微软就是一个当今社会的垄断的例子。还有其它一些例子，需要全世界的反垄断机构采取措施保证它们不会导致不正常行为，比如提价、妨碍发展和效率等问题。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信息不完备的问题以及不完全风险市场问题，这种情况总是发生。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BruceGreenwald共同解释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常是“看不见的”，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说，市场是无效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忽视了或者说忘记了这些重要的教训。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模型假设信息是充分的，风险市场本质上是完美的。它们提出了一些假设，根据这些假设，市场总是有效运行的。所以至少对我来说，它们此次对危机预测的失败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最近75年里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对科学来说，包括经济科学，最终考验它们的就是预测能力。面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每个人都希望它能提前预测出来，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它根本就没有预测此次危机的能力。比它没有预测出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是，根据它的理论，根本就不应该有危机发生，因为市场是有效的，既然市场有效运行，就不会有泡沫产生，如果没有泡沫，就谈不上泡沫破裂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所有这些导致此次危机的逻辑环节在这些宏观经济学理论那里都不会发生。人们发现这些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模型有重大缺陷。比无法预测危机、说危机不会发生更糟糕的是，即使危机已经发生了，泡沫已经破灭了，一些固守于那些理论模型的人，包括美联储主席，还在说：别担心，问题已经控制住了；次贷是有些问题，但还不至于影响经济全局。他错了。这些他使用多年并据此制定政策的模型显示风险将会被分散，所以在他说“风险已经控制住了”的时候，他的论断是建立在他熟悉的模型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模型根本就是错的――无论是经济假设还是数学结构上都是错的。如果你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一些错误的模型，那么你的政策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经济危机前后，有些共识是错误的。比如经济危机前，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认为把利率保持在比较低的稳定的水平上会促进经济稳定和繁荣。但这是错误的。美国的利率就是稳定的处于低水平上，格林斯潘就曾以将美国的利率稳定维持在低水平上引以为豪。其实并不是美国把它的利率维持在低水平，而是中国帮助它这么做的。中国汇率稳定，出口产品价格低廉，使得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格林斯潘把美国的低利率归功于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功劳。尽管我们有很低的利率，我们还是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余波至今未退。这些模型讨论的是低通胀（相对价格的变化，我们称之为无谓损失）产生的扭曲，相对于经济体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损失，这些损失可是乘数级别的。美国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已经是数万亿美元的水平。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有人说不要考虑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不会有效，货币政策才是我们应该倚仗的工具。但是很显然，货币政策是没有效果的。这是凯恩斯说的。他说：像这种严重的危机导致的深度衰退，货币政策是不会起作用的。确实也没起什么作用。格林斯潘在金融市场崩溃后面对国会作证时说，他对此很吃惊。和格林斯潘一样，世界上许多央行行长们倡导自我监管，即市场参与各方可以监管它们自己。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市场可以更好的控制风险，对于市场的崩溃，他感到很吃惊。我很吃惊他居然感到吃惊！我学的经济学教给我激励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我们看看金融行业的激励机制，我们就会明白它们的激励机制是鼓励短视的过度冒险行为。要是它们表现良好的话，我们就要重写我们的教科书了。我们没有重写教科书，事实证明它们表现并不好，就像行业激励机制引导它们做的那样。当然，这种现象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市场是应该提供正面激励的，为什么市场提供了负面激励？这种激励机制对我们的经济没有产出正面效益，甚至给股东和债券投资者也没带来什么好处。这引出了关于激励的另外一个问题，企业治理。而企业治理的内容根本就不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模型去掉了银行、银行家、企业治理――它们去除了所有重要的因素，包括风险市场和信息。金融市场的功能涉及的就是风险、信息、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现在的）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它创造了风险，错配了资本。这是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这些因素被排除在当今世界大部分经济体制定政策所依据的模型之外。在这些模型中，市场总是有效率的，但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这样。不光是这些模型导致了产生危机的错误政策，而且当危机发生时，它们也没有起多大的帮助作用来抑制危机的影响，它们无法给政府决策者们理论框架帮助他们对危机做出反应。这些模型没有把一些重要的因素，如银行和信贷，包括进去。这次危机是一场银行业的危机，但因为这些模型没有包括诸如银行和信贷等因素，它们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现在美国、英国和其它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银行的问题，如何重组银行业，如何注资，如何让它们回归它们的原始功能，就是给中小企业贷款。答案就是，多年以后――泡沫的破灭是在2007年－－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仍然不足。失业率在美国仍然很高，现在下来一点儿了，大概是8.9％。但是每六个美国人当中依然有一个人无法找到全职工作。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宏观经济模型无法给出任何有益的建议。美国现在有许多人在讨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在我看来，危机的核心问题是银行业运转失灵，整个金融系统和监管者也是问题所在。监管者应该知道如果对银行监管不力，那么银行就会做出格的事情。它们的历史劣迹斑斑。我们在过去200年间时常遭受危机。危机变得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实际上，自从里根和撒切尔1980年代开始实行放松管制运动以来，我们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100多次（经济）危机。实际上危机是常有的事情。监管者的错误就在于放任自我监管，也就是不监管。所以说，银行业是问题的核心，但监管者也有责任，因为它们没有阻止银行的错误行为，如果对它们监管不力，它们就总是出现问题。第三个问题的源头是经济学家，或者说“其他经济学家”。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给政策制定者一些模型，告诉他们不要监管，而监管者就信以为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要恢复经济的活力，同时要修正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这也是你们这些学子们将来要承担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值得珍视的机会。请允许我重点谈谈经济问题的本质以及我们的政策是如何失灵的。美国现在拥有的资源和危机前相比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产都和危机前大同小异。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消除和房地产行业及风险的错误定价相关联的扭曲，那么既然我们拥有的资源都差不多，而且还修正了市场定价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产出更高才对。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产出比原来要低。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市场本身并没有有效地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银行业意识到它们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就转而向政府寻求帮助。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政府提供可供它们思考、决策的正确的政策框架。现在美国正在讨论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也是错误的，这还是因为这些讨论过多的受到宏观经济学家的影响。他们说应该紧缩，但是我们真紧缩了他们又会看看预算赤字，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不对。但赤字是因为经济疲软而导致的，因为经济一落千丈，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并产生了赤字。什么是解决赤字问题的最好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让美国人找到工作。如果失业率下降，如果经济增长能够达到潜在的增长率水平，那么我们就不会受赤字问题的困扰。不幸的是，许多人开出的针对减少赤字的药方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这些药方会削弱经济，降低财政收入的水平，从而恶化赤字问题。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实际上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解决银行和金融业的问题。我们必须让银行恢复它们的原始功能，就是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其它一系列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功能。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展开这些问题，但很显然我们现在做的还很不够，并且很明显我们并非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采取我经常说的中国式的刺激政策，至少是你们那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也就是说，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好的讲堂，我们的大学就没有这么漂亮的讲堂。对基础设施、教育以及科技的投资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也能促进增长并增加财政收入。在1997－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经常到处规劝（亚洲国家）说，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和我们教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恰恰相反，它实际是在鼓励你们走向经济衰退――可它却成功了！中国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很不幸的是，许多当今的宏观经济学家对该理论并不认同。这些政策刺激了投资，并给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美国现在该做的事情。财政政策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从长期来看，如果你投入了，财政政策实际上可以减少赤字，并为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件事情就是重组债务。差不多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抵押贷款，并且他们需要支付的贷款额超过他们房屋的实际价值。对那些说没有泡沫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如果你在市场高估值的的时候引入抵押贷款，那么最后一大批人就要承受比他们的房屋价值要大的贷款额，因为泡沫破灭的时候，房屋价值下降，但他们欠的贷款额不变。对这些人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打击，这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巨痛。你们可以想象美国家庭失去住房的（凄惨的）情形。现在失去住房的美国人的数字已经――当然，这些数字在你们中国人看来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无论什么数字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不算大――达到了700万，我们预计今年还有200万人将失去住房，未来数年还将有数百万人。所以我们现在正经历一场社会经济危机。如果人们负债太多，他们就倾向于少消费。除非我们重组美国家庭债务，否则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我们都知道这些（经济学）原则。我们有企业破产法，企业有问题时会重组，我们给它们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重组它们的债务并且让它们重新经营因为我们要让它们的资产盘活，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债务压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允许企业重组。但我们不允许家庭重组他们的债务。所以美国家庭现在被债务压的翻不了身。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银行的“掠夺式”的贷款方式并利用低教育程度人群缺乏相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