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十的前世今生

歼十的前世今生歼10的诞生，要从1981年开始。在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建议，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预计初期投资在5亿元，在之后形成的正式报告上，邓小平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就此，新一代歼击机项目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中国空军的境况非常差，由于长期以来国内航空工业积贫积弱，外加当时的空军思想保守，固步自封，所以航空武器装备水平一直相当低。虽然早在1964年就由沈飞组装成功了第一架米格21即歼7，但是初期暴露的大量问题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歼7在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又喊出了“歼7是活棺材，宁愿歼6不要歼7”等口号。直到1977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主持国防工作会议，才提出“要更新空军装备，要停掉歼6，大力装备改进歼7替代歼6”，而之后四项改进的歼7Ⅱ到1979年才定型，歼8白天型也是1980年才刚刚定型，直到在80年代初，空军装备的歼7总共不过几十架，数千架战机的主体依然是处于战后第一代水平的歼6，还有大量亚音速的歼5，甚至到80年代中期，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6甲，依然是“先进战机”，用来装备尖子部队。而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已经装备第三代的F15和F16上千架，美国海军的F14也装备10余年了，苏联的米格29也已经批量服役，苏27也即将开始进入空军和防空军服役，面对如此境况，当年中国国土防空情况可想而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属于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当时中美军事合作非常活跃，黑鹰直升机、LM2500燃气轮机、反炮兵雷达等等先进的武器，都是当时引进的。甚至美国有把中国吸纳为第16个北约成员国的建议，而中国也借此机会考察了幻影2000战机，F16战机和豹2坦克，且都认真的进行了谈判，而美国也有意向中国销售F16战机，甚至F15战机。但是，邓小平当年并没有选择美国的F16战机，不仅仅因为美国供应的是缩水版的F16（换了J79涡喷发动机，飞行性能大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从政治角度考虑，拒绝了这宗交易。总之，邓小平依然下决心，研制我国自己的新一代歼击机，仅从这点来看，邓小平确实堪称一代伟人。F16战斗机在新歼研制计划敲定之后，空军和国防科委随后对新歼击机的技术指标提出了要求，总体要求是：2000年左右服役，空战性能要比歼8好，要优于米格23，争取达到F16的水平，也就是说，当时新歼的设计目标，就是要求以苏联米格23为假想敌，力争达到当时正风靡一时的F16的水平。在1982年年初，由军队，国防科委和航空部主持，开始第一轮方案论证会。其实对新歼项目，各个厂所都有预研，但当时主要的方案是沈飞的歼13方案和洪都的强6方案。强-6强击机是一种支援型战斗机方案，这也是中国研制的第一款可变后掠翼战机，由中国南昌飞机制造厂（洪都航空前身）研制，总设计师为陆孝彭，技术来源是1979年通过秘密渠道从埃及换来的一架米格23MF战机，中国空军对米格23的后变掠翼技术非常感兴趣，于是将技术分解交与洪都仿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强6战机最终下马，但之后陆孝彭和洪都设计团队以强6为基础继续改进，把它改成了歼击机方案，也参与了方案论证，但是由于洪都航空本身实力有限，外加强6方案固有的结构复杂，重量大，可靠性差的弱点，一开始洪都的强6方案就不被各方报以希望。总共只有两个方案，而洪都的强6方案又不被人看好，这样一来，沈飞的歼13在当时事实上也就已经被内定为胜出方案了。歼13方案，是由沈飞“2号任务”衍生而来的方案，歼13方案最早其实从1971年歼8首飞之后就开始了研制，当时空军对刚刚首飞的歼8性能不满意，尤其对其空战格斗性能非常不满。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空军认为需要研制一种轻小灵活，中低空格斗性能优秀的战机，用来取代当时的歼6战机，歼13战机是一款类似于早期型F16的格斗战斗机，这个项目当时被称为“2号任务”，由沈飞和601所研制。这里要说明一下：沈飞(112)，沈阳所(601)，沈飞601所负责总体设计，112厂负责总装；成飞(132），成都所(611)，成飞611所负责总体设计，132厂负责总装。沈飞和601在设计过程中大量参考了F16战斗机的气动布局，也就是常规边条翼布局，最初发动机计划采用正在研制的涡扇6，但是1979年涡喷15项目立项之后，又计划改用涡喷15，但随着进入80年代后国民经济调整，项目没有进行下去，于1981年3月下马，在1982年年初的第一次论证会上，沈飞方案就是在歼13的基础上完善、丰富的。客观来说，歼13方案的研制基础是扎实的，是一个现实的，的确可以被造出来的一个方案。而当时的成飞和611，刚刚经历了歼9项目的失败，正在一门心思研制着歼7Ⅲ战斗机。611所，这个1969年才由“沈飞601成都分所”独立而来的年轻设计所，和132成都飞机制造厂一起偏于西南一隅，资历浅人脉弱，不被国家重视。这次新歼论证会，航空部也没有通知611拿出方案参加，只是临时通知611，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帮忙参与评审各家方案。当时宋文骢（cong）（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还在011基地（后来的贵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得到通知后就回到成都，带上三个人出差北京，但他出发时让同事把611的新歼鸭翼方案的资料也带上了，宋文骢其实可能已经预感到，此行北京可能不仅仅是旁听评审会那么简单。歼10总师宋文骢当时宋文骢带上的这个鸭翼方案，就是后来的歼10的初期方案。其实歼10可以看做是歼9项目的延续，最早的歼10方案实际上也是直接由歼9方案衍生而来的。歼9项目是和歼8一起，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提出来的。在1964年成功仿制的米格21/歼7战机成功之后，航空部就开始考虑歼7的后续机型问题。当时技术人员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气动布局不做大改，在歼7基础上放大改双发；另一个则是气动布局大改，沿用单发，发动机使用正在研究的涡扇6。这两个方案，前者就是后来的歼8，而后者就是歼9。而歼7放大改双发方案最早的提出者，恰恰就是时任601气动组组长的宋文骢。最早，歼8和歼9两个项目并行，但当时601根本没有能力并行两个项目，处于控制风险的考虑，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并在1971年很快成功首飞。而歼9项目当时只得到了601所大约十分之一的研制力量，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成功。后来沈阳601所成立成都分所，就直接把研制歼9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而这个601成都分所即成飞611所，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继续那个歼9项目。鸭翼布局但是这个歼9，却成了新中国航空的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航空口和军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挂帅不顾科学规律的错误在歼9的研制过程中备充分暴露出来。歼9项目前后先后3次更改设计指标，五次上马六次下马，主方案就定了六七种，各种更改设计方案更是无以计数。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反复折腾，歼9最终在1981年以失败告终，连同涡扇6和霹雳4中距导弹一起不了了之，成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但塞翁失马，为了满足军方极高的技术指标，设计人员大胆采用了当时相当时髦的“抬式布局”（也就是鸭翼布局），而在歼9的反复研制中，611所也对鸭翼布局做了很深的研究，把能做的鸭翼和主翼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由此对鸭翼布局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这种对鸭式布局的理解，在当时世界范围上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没有失败的歼9，就没有后来的歼10。空军要搞新歼的消息，其实611所也早有耳闻，虽然没有接到提交方案的通知，但611还是自己搞出了一个方案，以备不时之需，而这个方案也成了后来扭转局面的关键。毕竟机会只会给有准备的人，611的努力执着换来了20年后歼10的腾空一跃。宋文骢一行四人来到北京后，下榻到总装招待所，虽说他们是来参加“方案评审”，但是谁都知道，他们只是过来旁听听的，而沈飞601的汇报团就有整整30多号人。但是谁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开口就问611是不是也有一个新歼方案，并要求在明天的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宋文骢一下子懵了，因为出发前根本没有人通知611拿方案参加评审会。最终王副局长为611争取到了十五分钟的时间，在评审会休息的间隙对自己的鸭翼方案进行汇报。而这不起眼的十五分钟，却改变了整个论证会局面。由于事先毫无准备，611的四个人什么都没有，宋文骢告诉另外三名同事，去隔壁单位的房间临时借几张明胶片和绘图工具，把一些重要图形、曲线和参数画在明胶片上，而汇报的内容宋文骢则自己想办法。到第二天，611连个模型都没有，也只能用幻灯片来汇报了。第二天，在沈飞和洪都汇报的间隙，宋文骢上台汇报鸭翼方案，他只有十五分钟和几张加夜班搞出来的幻灯片，随后宋文骢从未来战争的形态和需求入手，提出新歼要强调机动性，敏捷性，要有中距拦射，要有电子对抗等等，开始了评述自己的方案，当时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已经无从可知，但结果却迎来了全场热烈鼓掌，在座所有人都对这个鸭翼方案惊艳不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本来已经内定的沈飞歼13方案开始出现变数。会议从16号开到了25号，会议上对新歼的气动布局、技战术指标、飞控、配套武器、雷达航电等细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终会议决定暂不确定新歼方案，601和611两家继续回去完善各自方案，3个月后再次召开论证会。就这样，611出人意料的逆转，开始和601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当宋文骢开完会回到611所并把会议情况做了通报之后，611全所振奋，611领导当即宣布集中全所一切力量，不惜代价的进一步完善方案，备战下一轮方案评审。新歼方案研究据下一次评审会只有短短3个月时间，而事实上611的10号方案还远没有601的10号方案完善，诸多设计还处于设想阶段。611的方案脱胎于之前下马的歼9，虽说歼9在研制过程中对鸭式布局进行了上万研讨，但具体到歼10方案，如果要进一步完善仍需要更大的努力，短短三个月时间对611所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但庆幸的是，位于西南的与611所同期建设起来的庞大风洞群，给611完善方案提供了基础，风洞实验指在风洞中安置飞行器，研究气体流动及与模型的相互作用，以了解实际飞行器或其他物体的空气动力学特性的一种风洞实验方法；而宋文骢来到位于绵阳安县的风洞基地，却发现基地的试验已经排满，而时间只有3个月，无奈之下宋文骢和611领导找到风洞基地领导商量，基地领导最终同意611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夜车，并尽量配合工作。风洞实验就在这3个月中，611集中了全所能够集中的所有资源，完善了提出的10号方案，最终拿出了4个备选方案：一号方案：鸭式布局，腹部进气二号方案：鸭式布局，两侧进气三号方案：增加鸭翼面积，放宽静不稳定性四号方案：作为保险，减小鸭翼面积，回归静稳定布局注：在当时，我们还没有“鸭式布局”这个说法，准确的说应该是“无尾加前翼”布局。现在我们看到的歼十，可以说是一号和三号方案的结合体，但要说明的一点事，此时的10号方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歼10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当时的歼10鸭翼是有锯齿的，进气道也是类似F16战斗机的椭圆形固定进气道，鸭翼面积也更小，翼身融合度也更低等等1982年4月，第二次选型会按期在北京召开，此时宋文骢带领611所的人带上四套方案再次参加会议。相比611这次的有备而来，601的10号方案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3个月时间里，601仅仅对歼13方案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并没有做太多的更改，依然是以歼13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类似F16的常规边条布局，对于611的静不稳定鸭翼方案，601是很难相信他们能成功的。这次选型会基本是601和611之间的竞争了，此次611的汇报队伍一共有20多人，而601的队伍依然有30多号人，各类资料也非常齐全。接下来的5天会议中，601和611对各自的新歼方案进行了细致汇报，并且对发动机，雷达、飞控、武器等子系统进行了讨论。会议第一天，由601先汇报，601的汇报时间从上一次的两个小时，充实到了第二次的十几个小时，但总体与第一次论证会时没有太大区别。会议第二天，轮到611汇报，宋文骢为主汇报人详细汇报了鸭式布局的涡原理、气动特征、技战术指标等方面，并提出有腹部和两侧进气两种不同方案；而针对当时对“静不稳定布局”风险过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