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

会议简介所谓庐山会议，事实上包括两个会议，即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前后共一个半月。这次会议最初决定在郑州召开，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总结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二是调整修改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后来为了让会议的参加者在开会的同时好好休息，决定将会议地点改在避暑胜地庐山。整个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庐山会议前期阶段）：7月2日——7月23日会议主要内容：继续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其内容是正确的。第二阶段（庐山会议后期阶段）：7月23日——8月16日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改变了会议方向，使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斗争。过程•庐山会议初期，气氛温馨、和谐、白天开会、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晚上散步、谈心、跳舞，还适当安排了一些时间观赏人间胜景。会议选在这里开，意在让大家消除“大跃进”的疲劳，静静热得发昏的脑袋。会议之初，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直言不讳，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发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人民公社化中的失误，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力、财力、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是“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并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文如其人，彭德怀的信反映了一个朴实、纯洁、坦率、耿直的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的心境和忠于党忠于人民，敢于直谏的胸怀、品德。而且信的前言已说明仅供毛泽东决策“参考的”。然而，事与愿违。彭德怀的信，特别是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激怒了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解决1958年以来出现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彭的信，触犯了这个戒条。还有，这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已是“绝对权威”，谁也反不得。毛泽东阅信后，强抑自己的愤激情绪，批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内部打了一个招呼，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就像平地起风雷，看法很不一致，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都是少数，极大多数认为“基本正确”毛泽东静观了7天后，说：“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例如“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类人，有些动摇。”讲话中没有提彭德怀的名字，但谈吐的锋芒直指彭德怀。他接着说：“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这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毛泽东说“大跃进”中的缺点，“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毛泽东的意思，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成绩与问题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激起与会者对彭德怀的批判情绪，又继续讲了两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推广之权。”于是人们对彭德怀信的思想由“基本正确”转到“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庐山会议由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的主题急转直下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了。劝说、责难、批判、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对事，也要对人”，接踵而来。大会、小组会、个别谈话，连续半个月，甚至连在战场上牺牲的彭雪枫将军也当作批判的靶子，其场景令人心寒。毛泽东为促进彭德怀作检讨，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说：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今天当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这种精神。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劝说者和被劝者都是热泪盈眶而别。7月31日与8月1日召开常委会议，着重批评彭德怀所谓“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这是要害。会议开始时，朱德发言，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这些发言，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见势，没等朱德讲完，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自言自语说：“隔靴搔痒”，弄得朱总司令红了脸，终止了发言。接着，毛泽东自己发言，从世界观到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批评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在历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动摇、站错队；在革命征途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野心，并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接着，林彪紧紧跟上，上纲上线。刘少奇、周恩来也改变发言的基调了。刘少奇说：“在延安，关向应病危时，我同你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根本问题在此。”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刘少奇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林彪、康生、柯庆施等人更是附合，一味迎合毛泽东：“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庐山会议后，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毛泽东成了神。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这是刘少奇所没有料到的；林彪也没有料到在12年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他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旋涡；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根本无法料到的。当年，毛泽东还作了这样的批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成为毛泽东晚年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环，从而导致了十年内乱的发生。这个教训是不能忘记的。会议成果•“庐山会议”除了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之外，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所以，《决议》的定性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这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没有向下面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整整过了八年之后，这个《决议》才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出来。参加人员名单•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田家英、李锐、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陶铸、刘建勋、吴芝圃、王任重、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曾希圣、叶季壮、贾拓夫、韩哲一、宋平、张闻天、赵尔陆、陈正人、余秋里、程子华、贺龙、张仲良、王鹤寿、康生、万毅、邓洁、林彪、王稼祥、刘澜涛、杨勇、李志民、王震、萧华、黄永胜、苏振华、安子文、张霖之、彭涛、孙志远、吕正操、薄一波、刘亚楼、宋任穷、江华、廖鲁言、甘泗淇、谢富治、谭政、王任重、舒同、黄火青、江渭清、张国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