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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化路径研究——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及汪青松先生商榷[摘要]一个社会的发展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迁，新的发展观不断取代旧的发展观，我国的发展观同样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规律。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取决于我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党在各个发展时期所选择的发展观。本文主要就已经研究过我国建国以来发展观历史变迁的三位作者赵凌云、张连辉及汪青松先生所进行的现行研究进行理论梳理和客观评价，并提出笔者自己所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化路径。关键字：发展观历史演进商榷引言在当代社会，任何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适合自己的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一样。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不停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摸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无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还是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践，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无数次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在这些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主导地位。下面，笔者就相关理论研究的作者赵凌云、张连辉及汪青松先生的观点提出个人评介，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一、三位作者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研究及其区别概述在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三代发展观，坚持这种观点的是赵凌云、张连辉两位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①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们将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视为第一代发展观，认为这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将其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两位作者还将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进一步划分成两个阶段：其中，将1949－1955年这个阶段看成是酝酿和形成时期，而1956－1978年则是实施和发展的时期。他们将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94年这一阶段视为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并将这一代的发展观定位为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认为第二代发展观是对第一代发展观的扬弃。而将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1年是第二代发展观酝酿和初步形成的阶段；1982－1988年是第二代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阶段；1989－1994年是第二代发展观在曲折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阶段。两位作者在阐述三代发展观的理论中，其重点是放在第二代发展观上面。虽然他们将第二代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概括为经济发展导向型，而所给出的论证则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其依据是“第二代发展观发展的基本层面是逐渐形成了分步实现现代化、以改革和开放促进发展的思想”。他们将1995①赵凌云，张连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2-年以后的时期列为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时期，并定义为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他们认为，第一、二代发展观所具有的发展模式存在不协调性、不公平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些因素直接构成第三代发展观形成的推动力量。所以，第三代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国内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环境与前两次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原有的“双轨制”体制转变为逐步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从外部条件分析，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观都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即从单向的经济发展观转向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型全面发展观；最后，作者通过展望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和平发展”思想的产生直接推动着中国发展观的快速转型。然后，作者将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年9月）到十五届五中全会（2000年10月），这一阶段概括为萌芽和酝酿时期。第二阶段从十五届五中全会（2000年10月）到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这一阶段概括为形成与提出的时期。第三阶段是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以来，作者概括为实施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最新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新的发展观进入实施阶段。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历经了四个阶段，坚持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汪青松教授，汪教授的文章《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商榷》①在前面两位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党发展观的演进提出了新的阶段划分，并对每一阶段的概括在前者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和修正。汪教授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可以进行四个阶段的划分,而前两个阶段,从其文章中看来并没有与前面作者有较大的分歧,汪教授只是将前面作者所提的第三阶段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不是笼统为一个阶段而已。汪教授指出：“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历经四个阶段，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前三代发展观基础上创立的第四代发展观”。②具体说来，就是把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时期划分为两个时期，在时期的划分上作了调整，汪教授认为，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时期应该是1989年-2002年，第四代发展观从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汪教授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期。由此看来，汪教授仅仅是将科学发展观从前面两位作者的三个阶段划分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第四代发展观，并对第三代发展观做了不同的时期划分。对每一阶段发展观的定性方面，汪教授对前面作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现笔者简单地概括出来。汪教授认为，我们党第一代发展观不能仅仅象前面作者所表述的经济增长导向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应当定性为既属于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又是革命与建设两个中心式的。汪教授将这一阶段的发展观形成的理由归结为阶段性所表现的三大特点：一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这个时期中央的具体战略表现在1953年底提出的“一化三改造”、5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大跃进”发展战略以及60年代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因此，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期间，我们党的发展观高度重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个特点，汪教授大致概括为第一代发展观属于传统型发展观。其理由是“大跃进”战略所产生的经济发展负效应――即依靠经济①汪青松.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商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5:11-3-数量的盲目扩张，导致经济规律的违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大特点是经济增长观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其理由是“毛泽东在1956年正确地提出要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但后来发动的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以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是“抓革命，促生产”两个工作重心相互交替，1949～1978年间形成的是摇摆不定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①对于第二代发展观来讲，汪教授认为，第二代发展观不只是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而是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观。其理由是“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改革开放与反对腐败要两手抓两手硬。据此我们说，我们党的第二代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②对于第三代发展观，汪教授认为其形成时期应该定位于1989～2002年间，并将其特征表述为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而不是前面作者所划分的1995年以来整个时期所形成的发展观都属于第三代发展观。同时否认了第三代发展观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表述形式。最后，汪教授把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代发展观，将其内涵表述为既要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又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二、我国新旧模式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在上面，笔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概括了三位作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考察，并对他们之间的争议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在此，我不想再次去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他们都使用得差不多了，如果我再次利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显得有些多余）。在此，我只是用自己的观点来表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和阶段性特征,并试图评价前面三位作者所做的研究。（一）两个名词术语的涵义界定当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界，都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名词术语，那就是“中国模式”。这里所讲的“中国模式”，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依赖的发展路径而言。或许，在绝大说数人的眼里，中国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并最终实现经济体制的质的变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所坚持的发展观是导致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为了阐述问题的方便，笔者暂时借用当前流行的时代术语“中国模式”一词来使用。在此，我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前三十年发展观用“中国旧模式”来表述；而将改革开放初期至目前阶段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观用“中国新模式”来表述。①汪青松.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商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5:12②汪青松.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商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5:12-4-（二）我国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中国旧模式，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探索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选择的发展路径。这一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其历史背景具有本身的特殊性。中国旧模式，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要发展，政治要突出，也就是经济政治两手都要硬抓。政治生活始终贯穿于经济发展之中。中国旧模式的发展观，从时期的划分来看，与前面三位作者的基本一致，而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却差别较大。笔者认为，在中国旧模式发展观的战略部署下，新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阶段性的平衡发展。整个时期内，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健全，重化工业的发展思路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国家的发展重心是政治经济并举抓，也就是汪教授的观点，两个中心式的，而不仅仅是前两位作者所概括的经济增长型的发展观。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讲，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反西方世界的封锁、巩固党的政权，在当时比经济建设可能更为重要。进入六十年代，我国的重工业发展十分迅速，通过十几年的资金积累，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就是在这种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在最小成本的条件下爆炸了原子弹，这为我国以后的经济社会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社会主题从政治经济并举进入以政治斗争为纲，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政治氛围笼罩全国，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旧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逐渐被中国新模式取代。现在来讨论中国新模式，笔者将我党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的发展观统称为中国新模式的发展观。中国新模式，总的特征是经建设处于中心地位，改革开放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新模式的发展观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演化阶段，笔者大致划分是：从1978年到1992年属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渐进探索，政治体制伴随经济体制逐步改革。从1992年到2002年，属于中国新模式变迁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新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治体制深入改革。从2002年到现在，属于中国新模式的第三个阶段，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从体制改革阶段向经济发展阶段逐渐过渡，政治体制进入创新式改革。现在笔者就分阶段进行阐述如下：中国新模式的发展观，第一阶段起始于1978年末，其主要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