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反叛与超越：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凤卓1（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238000）[摘要]王小波，当代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远扬。王小波散文思想深邃、风格独特，彰显着他对自由、民主、科学的渴望。本文尝试对王小波散文的“异类性”进行解读，通过分析王小波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的对抗方式，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关键词]王小波；散文；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了，还活着”的作家。1997年4月，王小波的猝死，成为上世纪末中国文坛一次轰动事件。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他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历程是异乎寻常的，他属于卡夫卡式的“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作家。作为文坛的一名“异类”，王小波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一个有着抗争精神的“文坛外高手”，在他的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收录了他大部分关于对中国文学、艺术、科学、道德的理性认识，在诙谐幽默的话语中透析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渴望，对理性的追求。王小波是荒谬时代里的一个异端，他的散文创作是对伪权威的蔑视，伪崇高的痛斥，无知的洞察，让读者看清无数美好的词汇如道德、伦理、国学等组成的迷阵，读懂“女权主义”、“思想工作”、“青春无悔”等华丽伪装的实质。鉴于此，笔者通过研究王小波散文，从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三个方面入手，试图解读、评价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以期为客观、全面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一、反“权威”——以个体生命的尊严来反对哲人王的权威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人们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自由”。为此，他成为第一位因追求思想自由而殉道的哲人，至死捍卫尊严和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恰恰生活在思考被剥夺的时代，“我”的个体常常被“我们”的集体所掩盖，“我们”的生活常常被哲人王的权威所“设置”。哲人王曾是柏拉图理想化的君主，对此，王小波解释道：“罗素先生攻击柏拉图是始作俑者，给他这样一个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了《理想国》，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这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想到，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莱库格斯就不说了，哲人王是什么？就是圣贤啊。”[1](P293)在散文中，王小波不屑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哲人王，高高在上的圣人，“著迅鲁”的书也不许看的军代表，以及在他散文里的道德说教者等诸多人物，王小波统统将他们归纳为哲人王。在散文中，王小波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哲人王。当“我”转变为“我们”，也就是个体向集体的集中。最终，只有一个哲人王，以“我们”的姿态来代替所有的个体来发言、思考，甚至作决定。譬如：知青插队时，“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收稿时间：2011-12-10基金项目：巢湖学院2011年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WY—201103）作者简介：凤卓（1982—），男，巢湖人，巢湖学院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传媒。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1](P19)读书时，“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革’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1](P112)寥寥几句，一个个妄图设置别人生活，渴望政治权力的哲人王凸显出来。为了争夺“道德批判”的权力，哲人王显出一副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嘴脸，这些声称“救民于水火”的家伙，实际上是极其蔑视个体生命尊严的，他们根本不承认平常人可以按照意愿安排自由生活的权利。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拥有哲人王情结。不仅阴险狡诈的政客，甚至连“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对哲人王显赫的地位垂涎三尺。过去，士大夫们最讲究的是“诗言志”、“文载道”，作诗作文自然承载了过多的社会政治工具作用。“五四”以来，在启蒙者笔下批判最多的莫过于古来圣贤们尊拜的仁义道德。耐人寻味的是，捣毁“孔家店”后，现代知识分子恰恰完整保留着这些“道德力量”，为此，他们利用一切冠冕堂皇的言语加以修饰，但仍遵从着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评价范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近现代不少精英以民众的精神导师自居，不惜把自己装饰成一个个哲人王。王小波对现代知识分子重构道德理想的美梦，不予认同。例如，对于“国学热”、“文化热”，他颇具理性地认为：“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1](P42)从“国学热”、“文化热”中，王小波发现了一些试图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从这些文化热潮表象上洞察到其中暗藏着对权力的凯觑。王小波积极强调思维的乐趣，对于如孟子、朱熹这些道德体系的制定者并没有好感，强烈反对被灌输某种终极的真理。他认为，“假如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1](P26)知识分子在道德领域内的权威极易成为某种权力的工具，很难成为有价值的思想活动。知识分子不能一味强调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只有潜心做学问，在专业知识领域和智慧上有所成就才算得上称职。他更加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比哲人王更高雅、更聪明，也更成熟的“沉默的大多数”，“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1](P43-44)王小波鄙视伪权威，竭力摒弃道德说教，用异教徒的眼光审视这些人们曾经奉若神灵，不惜用宝贵生命去捍卫的清科戒律，挖掘出它的虚伪本质，以及幕后那些哲人王的嘴脸。此段引言不妨作为王小波“反权威话语”的时代宣言：“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是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1](P447)二、反“崇高”——以个人生命的权利来反对虚伪的崇高康德说过：“崇高是无形式的，真正的崇高不能含在任何感性形式里，而只能涉及理性的观念。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去寻找。”[2]崇高是人们理性思索的对象，显示了理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就在于理性以及运用理性不断完善自我和社会，其最终目的就是个体自由生命的权利。崇高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有广大的人民来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他人利益乐于奉献、甘愿牺牲自我的伟大人格。王小波并不拒绝成就“超我”西方史诗般的崇高，只是对中国式的伪崇高大呼反对：“在西方人看来，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1](P135)在崇高的掩饰下，隐藏着太多的荒诞与罪恶。关于这些欺世盗名的“伪崇高”，小波给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1](P176)这件事至今仍值得深思，一个风华正茂的知青生命与一根木头，关于价值大小的争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在那个狂躁的社会背景下，多少年轻人作出了“巨大、空无、壮丽”的自我牺牲，而那些“崇高”行为现今看来毫无意义，社会却极力宣传这种虚伪的崇高，鼓舞人们超越个人利益甚至宝贵生命。几千年来，“崇高”绝对是一个饱含毒液的话语，许多中国人一辈子就是通过这种东西来思考人生、认识世界的。沧海桑田，随着文明的进程，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伪崇高”却未随时代而消亡。1920年，梁启超依旧大声疾呼：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文革时，瞎浪漫的崇高话语十分狂热，到处喊着口号：“我们要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进而解放全人类。……当时流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1](P117-118)王小波认为，这主要功能也就是满足阿Q的情绪，除了消愁解闷，别无他用。多年以后，“伪崇高”仍旧散见于我们的日用话语、街头话语、传媒话语之中，并时时可见。对于经典电影《庐山之恋》中的“崇高格调”，王小波极其反感，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是亲昵地说“我爱你”，而是造作地呼唤“Ilovemymotherland”!对于这些有悖正常人性的行为，小波作出辛辣的嘲讽，借用李敖的话说，这些人骨子里有“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的政治幻想。现实生活有太多难以言说的事件和现象，福柯说过：“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其中，“话在说你”就是“话在驯服你”或者“你被话驯服”的情形。从“红楼”闺阁中一段日常对话里，王小波发现了问题：“《红楼梦》里林史闺阁中的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诗，深更半夜的，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1](P16)王小波认为这些根深蒂固“融化在血液里”的愚忠思想，正是含在感性形式里的“崇高”的根源，两个姑娘半夜低吟颂圣的诗句，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这本身便是被驯服的“强迫症”。任何东西都要贴上“崇高”二字，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使人无法摆脱“话在说你”的阴影。王小波云南插队的地方，原是“化外蛮帮”的世外桃源，除了山清水秀之外，还民风纯朴。可是知青上山下乡，父老乡亲除了种地，还在干着另一件吃力的事情：表示自己是有些思想的人，说当时流行的“崇高”话，这对于阴险狡诈的政客易如反掌，对于普通的庄稼汉却极其困难。小波对此有一段精辟表述：“在那个年月里，在会上发言时，先说一句时髦的话语，就是有思想的表示。这件事我们干起来十分轻松，可是老乡们干起来就难了。比方说，我们的班长想对大田里的工作发表意见——这对他来说本没有什么困难，他是个老庄稼人嘛——他的发言要从一句时髦的话语开始，这句话可把他难死了。从他蠕动的嘴唇看来，似要说句‘斗私批修’这样的短语，不怎么难说嘛……只见他老脸胀的得通红，不住地期期艾艾，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把这句话憋出来，说出来的是：鸡巴哩，地可不是这么一种逑种法嘛！听了这样的妙语，我们赶紧站起来，给他热烈鼓掌。”[1](P163)权力对人的精神控制，剥夺了人自由言说的权力，最终“话在说你”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现实生活本是一地鸡毛，我们大多也是凡人，都有一颗凡心。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必刻意地追求“崇高”的格调，下面这句话不妨作为王小波反崇高的独立宣言：“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1](P348)三、反愚昧——以科学理性来克制蒙昧无知古往今来，对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拥有权力的统治者通常对广大民众采取“愚民”思想专制，制造精神囚笼、思想真空。几千年来，导致的后果必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