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之“七国之乱”，讲述了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策”，导致“七国之乱”，最终被景帝“丢卒保车”，腰斩于长安东城。读了这段历史典故，使我对晁错颇有感触。一、晁错其人。晁错（公元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年学申商刑名之学，后以通晓文献大典故任太常掌故。汉文帝时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处接受《尚书》的传授。诏以为太子舍人，历任博士、太子家令。他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爰盎晁错传》等篇。因而晁错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号称为“智囊”。景帝即位后被重用，先为内史，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升迁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位高权重，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削藩策》，也正是这个著名的《削藩策》给晁错带来了杀身之祸。二、晁错之死。晁错的《削藩策》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皇帝的权利越来越小，这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不利。因此，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极厚。但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就大。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错的，因此没有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皇太后的亲戚)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他们之间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觉得晁错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日，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窦婴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嘉联名上了一分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只可惜，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那一天，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历史悲剧啊!三、晁错之错。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所谓“清君侧”的骗局也就大白于天下了。事实证明晁错的《消藩策》是正确的，后来，汉武帝完全按照他的办法实施了国家体制变革，废弃了郡国制，建立了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和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然而，这一史实的正确性却是用晁错及其家族的人头来证明的！代价何其之大矣！一个博学多才、忠心耿耿的思想家、政治家为何被错杀？晁错何错之有？我自认为有四种原因。其一，晁错之错就错在《消藩策》的不适时宜。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一动不如一静、以柔克刚。但晁错则不一样，由于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他喜欢以动制静，以刚克柔，大刀阔斧搞变革，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的意见和建议，并更改了汉朝法律30条。这已经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了，如今又提出消藩，更是“大逆不道”之举。他的这一主张，触动的是皇亲国戚的利益，处在当时的国家体制——郡国制，诸侯国君皆为皇帝血亲，晁错的《消藩策》毫无疑问要制造并激化皇室家族矛盾。哪怕这个《消藩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国情不适宜的，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逐渐削弱的办法相比，不免有些过急、过硬。所以，晁错的主张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朝廷内外众大臣和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其二，晁错之错就错在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文帝时期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晁错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呢？第一个原因是树大招风，惹人嫉妒。汉景帝继位以后重用晁错，使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他仗着汉景帝信任，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而汉景帝又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朝中的大臣们就非常嫉恨他。第二个原因是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三个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即严厉；“直”即刚直；“刻”即苛刻；“深”即心狠。一个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的人，怎么能讨人喜欢呢？所以，晁错的政敌太多，就连一些忠臣也不与他为伍，更何况那些小人呢？可见，晁错在朝廷中实际上是非常孤立的，没有人为他说好话，以至于最后有人提出诛杀晁错时，也没有一个人替他说一句话。其三，晁错之错就错在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性格。晁错强行削藩，把自己放到了众矢之的危险位置上。他的父亲非常害怕，急急忙忙地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来劝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态度十分坚定，说：“必须这样做呀！否则，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无奈，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这位老人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于是回家服毒自杀了。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不过，他为了天子的尊严、国家的安危，已经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了。这也充分说明晁错是一个忠心耿耿、深谋远虑的人。作为一个学者，执着、坚定、认死理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一个政治家不仅要考虑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而晁错只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他认为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而且还要大刀阔斧地做。至于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做出问题来了怎么办他更没有考虑，以至于惹出“七国之乱”，招来了杀身之祸。其四，晁错之错就错在太相信皇帝。晁错自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都是替皇帝着想的，绝没有半点私心；他对皇帝对国家忠心耿耿，为了皇帝和国家的安宁，一往无前，奋不顾身，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提出的一切意见和建议，都是正确的，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别人不知道，皇帝是知道的，关键时候皇帝是会保护他的。错矣！他没想到，政治是变化无常的，政治是残酷无情的。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但当危及到皇帝自身安危时，他们也是会“丢卒保车”的。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要有后盾的。他没想到孤军奋战，既无后援也无后盾，朝廷的大臣不帮他，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甚至舍弃了他。他太相信皇帝了，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晁错之大错矣！晁错之死发人深省。虽然有人认为晁错之死还有他最后出的“两个馊主意”，引起景帝的怀疑，才最终促使景帝下令杀了他。但我认为那不过是皇帝要杀晁错的借口罢了！让我们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