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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羽神道碑銘的史料價值林加豐時間:西元二○○三年十月十八、十九日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宋代史料研讀會、宋史座談會、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科會1劉子羽神道碑銘的史料價值中國文化大學史研所碩士班研究生林加豐前言「墓誌銘」與「神道碑」的作用，在於替死去者，紀錄其生前的種種言行與事蹟。而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處則是，前者將隨著墓主人一併安放在墓穴之中，而後者則是放置在墓道旁，以供後人憑弔、瞻仰。初期，在整理原拓片《少傅劉公神道碑銘》時（中研院所藏拓片，以下簡稱《神道碑銘》），1首要面臨的困難就是如何還原神道碑破損、缺字的部分。為方便該工作的進行，於是便收集現存各家版本以作增補。就在此時，出現第一個問題，自元代刻本以來《神道碑銘》就出現「錯簡」的情況。經整理後得知，該神道碑銘全文應有三千六百三十一字。為探求石刻史料對當時史實記載是否屬實，筆者亦將劉子羽墓誌銘與神道碑，及與其相關的其他墓誌銘、史料與文集一併加以參考、核對。而在這過程當中，另外又出現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文字上的誤判、誇大史實的現象。之後，也藉墓誌或神道碑來修正，現存非石刻史料中，所出現的記載訛誤或故事轉載不清的部分。這就是研究神道碑或墓誌銘等石刻史料的目的，因為這些石刻史料，將有助於還原當代的部分現象，或提供對某些特定事件的觀點。上述的種種現象，便是本文所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墓主生平《少傅劉公神道碑銘》的撰寫作者是南宋理學大家朱熹，朱熹在寫此墓誌時，曾參考劉子羽胞弟劉子翬所寫之〈行狀〉及張栻所撰的《墓誌銘》，從上述三位撰寫者的身分來看，便能一窺墓主人劉子羽在南宋初期所佔有的份量。1《少傅劉公神道碑銘》拓片，（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索書號：T621.617211，藏入第E1173筒。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8一版），冊43，南宋卷，〈劉子羽墓碑〉，頁125。2墓主人劉氏，名子羽，字彥修，福建崇安五夫里人。生於北宋哲宗紹聖三年，最後則在紹興十六年十月二日卒於崇安自宅，2得年五十（1096-1146）。劉子羽一生所處環境，可算是處於兩宋之交最動盪的時刻。早期，劉子羽便隨同父親劉韐，在地方從事政務推動，所以子羽有相當多的機會，可以親身觀察父親劉韐在處理地方事務上，所表現的態度及決策模式。同時，劉子羽也察覺到當時民亂四起的原因，多源於朝廷決策過程的過於草率。3同時，也因為朝廷過於沈溺在宋金的海上之盟，4因而導致難以挽回的靖康之恥。5當汴京邊城陷落時，金人便有欲立劉韐來取代趙宋王朝的打算。6劉韐在得知此消息後，則是以自殺殉國的方式，來表明自己對徽、欽二帝的忠誠。7此外，在宋金交戰過程中，劉韐更不斷的提出相關諫言，8其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保存趙氏國祚。劉韐的為官表現及自殺殉國的態度，對劉子羽而言，均是相當深刻的身教教育。南宋初年，金兵有恃無恐的大舉南侵，更讓劉子羽體認到建炎以來，國勢的危脆，當劉子羽守孝期滿後，便於建炎三年，以祕閣修撰的身分回到朝廷，目的就是為了盡自己一份微薄的心力，以助趙宋王朝完成中興大業。子羽此次復出，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化解「范瓊擁強兵自重」一事。早在金人攻破汴京時，以劍迫二聖出狩者，便是范瓊。南渡後，范瓊的態度更是傲慢無理，並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9這對欲求中興2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5初版），下集，卷23，〈少傅劉公墓誌銘〉，頁1604。3如（一）：方臘之亂，見脫脫，《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9初版），卷470，〈王黼傳〉，頁13682。《宋史》，卷470，〈朱勔傳〉，頁13686。《宋史》，卷357，〈梅執禮傳〉，頁11233。（二）：河北民亂，見《宋史》，卷22，〈徽宗四〉，頁414-415。《宋史》，卷446，〈劉韐傳〉，頁13163。（三）：收納前遼降將，見《宋史》，卷446，〈劉韐傳〉，頁13163-13164。宋•王稱，《東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1初版），卷111，頁1709-1713，等其他諸多事件。4脫脫，《遼史》（台北：鼎文書局，1984.6初版），卷29，〈天祚皇帝三〉，頁349。《宋史》，卷472，〈趙良嗣〉，頁13733-13735。《宋史》，卷472，〈郭藥師〉，頁13739-13740。《宋史》，卷357，〈劉延慶〉，頁11236-11238。5金•佚名編，金少英校，《大金弔伐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01.10一版），頁77-78，〈回南宋國書〉。《宋史》，卷472，〈張覺傳〉，頁13735-13737。6靖康元年六月（1126），宋廷轉任資政殿學士劉韐為宣撫副使，以處理北方戰事。當太原陷落後，劉韐便被召入朝中，轉任汴京京城四壁守禦副使，但因當時宰相（何栗）以劉韐曾反對出兵作戰為由，並以誤國惑民之罪，將劉韐予以免職，所以在官階上不知如何推算。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9初版），卷75，頁2上-14下，（以下簡稱《會編》）。7《宋史》，卷23，〈欽宗本紀〉，頁435。《宋史》，卷370，〈劉子羽傳〉，頁11504-11505。《宋史》，卷446，〈劉韐傳〉，頁13164。8《宋史》，卷446，〈劉韐傳〉，頁13163。9《少傅劉公神道碑銘》；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4一版），3的高宗皇帝而言，無非是最大的威脅。該亂平定後，子羽便隨掌有便宜黜陟的川陜宣撫使張浚，同往川陜協助邊防事宜。期間劉子羽與長官張浚常會因決策上的出入，而有所爭論，但一旦張浚決定如何，劉子羽必定全力支持。其中富平之戰便是一個最佳的例子。戰前，劉子羽就不斷提出相關諫言，希望能避免會戰的發生，但均沒有獲得張浚的認同。10富平一戰，宋軍果真全線潰敗，加上長官張浚的錯估敵我情勢，命五路宋軍就地解散各自返回各路，又誤聽讒言擬退守夔州，上述種種不利的局勢，幾乎使得川陜防區就要走上瓦解的命運，但在劉子羽的冷靜觀察與適時的諫言，並自請北上招集散亡潰卒下，使得潰散的宋軍又重新找到希望，並以最短的時間穩住了秦嶺以南的趙宋疆土。在閉糴事件方面（發生於紹興二年二月），相較於王庶關閉石門、仙人二關及褒斜路等重要交通要道，且限制境內糧食運送出境的情況來看，劉子羽的行事作風更顯得大公無私。此外，從吳玠及王彥請求以劉子羽取代王庶來看，也能看出他與其他將領間的互動與溝通管道是如此暢通。饒風關之戰，子羽堅行清野之策，退守三泉。當時隨劉子羽後撤的兵力還不及三百人，且因軍中缺糧，官兵苦不堪言。此時，子羽能隨士卒們同甘共苦，同以野菜果實充飢，如此更贏得了下屬的愛戴。11同樣的，相較於一般的文官，劉子羽的表現便顯突出，因為他是一位能帶兵作戰的官員，而且當他面臨戰敗的局勢，也不會因此而方寸大亂。相反的，子羽的冷靜與沉穩，還適時的提供了川陜宣撫使張浚作出最佳的決策。到了紹興年間，宋金軍事力量日趨平衡，而朝廷方得以由危轉安，但不久朝臣又因內部和戰之間的意見分歧，而上演了另一場政治上的惡鬥。由於劉子羽早期就隨父親外派至地方，鮮少與中央有所聯繫，而後三年的守孝期，及不久便隨張浚西行，均使得劉子羽沒有機會與高宗皇帝或任何中央官員，有著更為密切的互動或建立較友好的關係。同樣的，高宗對劉子羽的印象也是極為模糊的，所以當劉子羽從四川回來後，即便是遭受到部份主和派官員無理卷25，建炎三年七月丙戌條，頁509-510。《會編》，卷129，〈姓氏錄•叛逆傳〉，頁11上-12下。《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23，〈少傅劉公墓誌銘〉，頁1600。10《少傅劉公神道碑銘》：『張公念禁衛單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師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11《少傅劉公神道碑銘》：『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同粗糲，至取草牙樹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我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4的彈劾，甚至一度危急至性命安全，但朝中就是沒有任何一人願意為他平反，12最後還是由遠在四川的吳玠，先後為劉子羽進行申辯，如此劉子羽方得以避開此次政治風暴。13劉子羽對趙宋王朝盡心盡力，在當時主和派氣焰高漲下，並不受眾人所重視，而劉子羽的相關墓誌與神道碑，也就只好在他死後三十三年後（孝宗淳熙五年；1179）才得以刊刻。同樣的，劉子羽的軍事成就，之所以會在孝宗朝時加以表揚，首因還是因為孝宗皇帝有心振作。朝廷有心北伐，所以為鼓勵宋軍，於是便大加封賞中興初期多數主戰派的將領，而《神道碑銘》及其墓誌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所誕生。由此更足以突顯，宋廷在任用主戰與主和兩方勢力時，其判斷依據，源自於趙宋皇帝是否有心揮師北伐，與宋金之間外交動態，是否出現異常變化有關。二、神道碑銘的比對及考訂現存《神道碑銘》拓片，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最佳，但拓片中仍有相當多的缺字，而這些缺字便以目前尚存最早的咸淳本《晦庵先生文集》，14其次，才參照《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少傅劉公神道碑銘》作增補。15在對照該神道碑的內容及版本後，筆者認為該墓碑略尚有幾項議題有再議的空間，分別有，（一）：神道碑「錯簡」問題之考證。（二）：碑中所提的閉糴事件，對日後宋金交戰時所產生的影響。（三）：後人在傳抄時，因對神道碑內容的誤判，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一）「錯簡」問題：今日所見到的《神道碑銘》，多是根據元代刻本所翻刻而來。16當時元人所12在張浚方面，於紹興四年二月，還至行在。三月，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旋落職奉祠，居住福州。十月，復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十一月，復知樞密院事，旋往鎮江視師。參見《要錄》，卷73，紹興四年二月丙午條，頁1218。《要錄》，卷74，紹興四年三月乙丑條，頁1224。《要錄》，卷81，紹興四年十月癸未條，頁1325-1326。《要錄》，卷82，紹興四年十一月己末條，頁1349。13《要錄》，卷82，紹興四年十一月癸丑條，頁1347。《要錄》，卷83，紹興四年十二月戊戌條，頁1369。《少傅劉公神道碑銘》。14朱熹，《景印宋本晦庵先生文集》，景印毛氏汲古閣舊藏本，共29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1982），後集，卷17，〈碑銘〉。15《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集，卷23，〈少傅劉公神道碑銘〉，頁1606-161616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元至元二年修補本，存95卷，（台北：國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藏），卷88。以下簡稱〈元本〉5依據的版本，應是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所刊本，之後元人加以覆刻而來，17該版本與現存更早的宋代刻本（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毛氏汲古閣舊藏本），18最大的差異在於部分內容在排序上出現不同。在詳加核對後，筆者認為此種現象可能是因為元人在重新傳抄宋版《晦庵先生文集》時，因所得版本本身已出現毀損，而後在復原的工作上，又出現「錯簡」的情況，19因此才衍生出與原《神道碑銘》不同的另一個版本。這個重大的「錯簡」問題，主要的分佈位置在原石刻《神道碑銘》中的後半段。如：自《神道碑銘》第三十六行所載：「既歸，遂不復起。」之後，便直接跳到三十九行最後的「熹之先人晚從公游，……」且一直寫到四十二行中段，「……，未甞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才又跳回原三十六行「元妃福國夫人熊氏，……」全文才又如《神道碑銘》所載略同。此外，能肯定元刻本晦庵集中之《神道碑銘》必定是因「錯簡」所衍生的。其理由是，在這些錯簡的位置與上下文的連結部分，均會發現石本中，所沒有刊刻的內容。這些多餘的紀載內容，最大的作用就是將出現破損且字句不通的部分加以修正，使其順暢，而這也間接證明元刻本確有「錯簡」的問題。原石刻《神道碑銘》全文應有三千六百三十一字（內含二十四個空格），但因歲久年長，使得現存石碑已出現多處損毀，其中破損部分的字數更高達六百一十六字之多，在參考今日尚存之宋本《晦庵先生文集•少傅劉公神道碑銘》20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少傅劉公神道碑銘》後，所補缺字達六百○一字（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