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陈家鹄的原型池步洲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

《风语》陈家鹄的原型池步洲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txt同志们：别炒股，风险太大了，还是做豆腐最安全！做硬了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是豆腐皮，做没了是豆浆，放臭了是臭豆腐！稳赚不亏呀！一片丹心破日密--池步洲回忆录2008-12-0816:55:56来自:boks(疏世违和)池步洲著附注：一、本人全家侨居日本，在现阶段拙著是否宜于发表，家属意见不一，故暂缓出版。二、如有报刊或出版社有意刊登或付梓，事先必需徵求本人同意。同时亦请原文照登，一字不改，文责自负。1986.10.25此文系池步洲先生所写，由其侄儿池鲁生先生输入电脑。吴越附注。2000年2月14日目次一、仓卒回国二、有朋自远方来三、巧遇有心人四、一路逃难行五、别有洞天，跳出樊笼六、峰回路转，另辟蹊径七、单枪匹马，得来全不费工夫八、调兵遣将，奋勇前进九、任他七十二变，逃不出现代如来佛掌十、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十一、钩心斗角，军技室内部的争权剧十二、白面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十三、鸠蚌相争，渔翁得利十四、攻防并顾，克敌制胜十五、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十六、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海上空的“天女散花”十七、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十八、扑朔迷离，究竟谁在“乱来”十九、奇文共欣赏二十、后记一、仓卒回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适值我从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离职家居从事写作之时，深感中日之战事迫在眉睫，作为中国人再也无法安心呆下去，应该立即回国，共赴国难。于是，稍事摒当，毅然于七月二十五日携妻及三个子女自东京赴神户，搭乘上海丸仓卒赴沪。但上船之际被日本警察留难，扣留在码头上。幸内弟及时来到码头送行并加关说，始得登轮。距开船时间只差二、三分钟，亦云险矣。我留日八年，时年二十九岁，还是第一次回国，国内情况很不了解，一心只知参加抗战，不计其他。上海举目无亲，南京还有不少留日同学，以为可以共商抗日大计。乃于八月十一日即八·一三前夕赴南京。不料抵南京后，才发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早已撤退殆尽，我所认识的许多留日同学都已他去，一个也没找到。我挈妇携雏，旁徨无计，十分为难。所幸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华侨招待所，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可以免费供应食宿，我一家五口得以栖身有所。但日机时来空袭，附近也没有防空洞可躲，我们一家人只得蒙着棉被，钻到床下。门窗玻璃多被震坏，当时年轻没有战争经验，对此并不太感可怕，依然乐观，以为大不了为国捐躯，一死而已，一切听天由命。二、有朋自远方来是年九月中旬，正当淞沪激战、炮火纷飞，，波及首都，人心惶惶，我亦报国无门，徘徊岐路之际，我的留日老友、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陈固亭兄自西安来到首都，也住在华侨招待所。他比我早半年回国，彼此也曾通过信。但这次我之归国和他之来首都，事先未经联系。一天早晨，在招待所走廊上不期而遇，他乡故知，倍感亲切。畅谈竟日，各抒抱负，均以国难当头参加抗日为已任，见解一致。他应允为我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我也欣然惟他是赖。我和他是在东京相识，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常委，主办《留东学报》月刊，我前后投稿近二十篇，其中如《日本国民性之研究》（全文二万字）等数篇且为当时国内著名刊物《文摘》所转载，因此彼此相识较深，私交亦厚。当时我在东京加入国民党，即是由他介绍的。过数日，他来说：“中央（指国民党）要找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你意如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以后在大使馆供职期间又学经济学。密电码一无所知，而且也无处可学。此事实难从命”。过几天，他又来说：“委员长（指蒋介石）说过，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你回国不是为了抗日吗？你不懂密码学，但日语好，即是有利条件，还是试试吧。”当时，我才二十九岁，满腔爱国热情，特别为“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一语所激动，于是就答应下来了。陈固亭带我到“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特务机关）会见徐恩曾，把我安排到总务组机密二股，等待侦收日寇密电码，以便进行研译。这是我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和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形势下，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素非所习的艰巨任务，天相中国，幸有所成，从而为自己的一生历史谱写了值得回忆的一页开端。中统局之所以找我，事后才知道当时蒋介石下令各机关（不限定特务机关）物色留日人才，以便送往军委会，从事日本密码破译工作，我就是由该局所奉命物色的唯一留日学生。三、巧遇有心人我留日八年，只知埋头读书，从不过问政治，虽曾加入国民党，那是碍于陈固亭情面，以后根本没有任何党务活动。至于军统、中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在我头脑中是一张白纸，毫无所知。对国共纷争略有所闻，但谁是谁非，既不清楚，亦不感兴趣。总之，我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回国之后，只知为的是参加抗日，以尽匹夫之责。当陈固亭带我到中央调查统计局时，我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调查统计机关，绝没有意识到自己身陷于当时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局中去，心中坦然，没有丝毫恐怖感，至今思之，亦觉得自己之无知与可笑。然而，我虽然置身于中统局八个月（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三八年六月），却终不成为其组织的一员而是清白的自由人，其原因在于巧遇有心人。此人非他，即是上面提到的中统局总务组机密二股股长李直峰先生。在李直峰先生与霍实子先生（又名霍实）合写的文史资料《国民党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以下简称《若干事》）一文中，摘录下列二段，便知其所以然。１、《若干事》第四页：李直峰山西人，原为阎锡山电务处破译有线无线中文密电报人员，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侍从室第一组长，领导破译中文密电技术研究。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李直峰译出蒋方许多密电报，呈周恩来副主席获得尝识，奉命参加革命，一九三七年初打入中统局，担任机密二股股长。２、《若干事》第十一页：池步洲本是留日的爱国人士，一九三七年恨日帝侵略我中华，愤然全家从日归国，决心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经陕西省社会处处长陈固亭介绍给中统局徐恩曾，派到机密二股李直峰处参加工作。李直峰慕其爱国心切，特意不使池步洲履行填写加入中统特务组织表和宣誓书，造成池步洲不是中统特务，尔后不受中统特务组织控制，可以自由行动的事实。由此可知，我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多亏李直峰先生一片爱护之心。我一直蒙在鼓里而不自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终还是他出具证明，才得履险如夷。他常对人说：在特务机关里也有不是特务的，池步洲就是这样的人。应该补充一点，陈固亭虽与ＣＣ关系密切，但绝不是中统特务，他之为我介绍，完全出于一片好意和爱国至诚。四、一路逃难行一九三七年十月我进中统局后，受到李直峰先生亲切接待，并承告知机密二股系专门侦译山西省阎锡山方面的中文密电报，我的任务则是研译日本密电报，但因从来没有侦收过日本无线电报，经验不足，只好由该股电台今后从容设法侦收，叫我安心等待，不必着急。机密二股除股长李直峰先生外，还有研究人员卫杰民、周叔良、武子明等，他们每天忙于研译中文密电报，随译随即交出。我则无所事事，与妻子住在另一房间内，游手好闲，颇感无聊。电台方面有台长郎世杰、报务员柳彭龄、邓华封、舒源，机务员冯鼎新等。全部共约十多人，都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当时战局紧张，首都南京遭日机轰炸，市民人心惶惶，多自行疏散，市面冷落，连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一带亦暗然失色。我因无事一身轻，不时带着妻子儿女出去闲逛，只见新街口一带最繁华地区，店面多半封闭，一片萧条景象，愈益感到咄咄迫人的战争气氛。偶遇留日前辈，开办文化服务社的刘伯闵先生住处，他也正忙于作撤退准备之中。我就意识到我们机密二股之撤离首都，为期不远了。果然，十月下旬机密二股奉命撤退，目的地是湖南益阳县。我们必须乘轮船沿长江西上武汉，但日本飞机轰炸长江上的中国船只，伤亡时有所闻，十分危险。为安全计，只好等待泰古公司的一条英国货轮，好容易买得船票。但因逃难的人多，上船后找不到铺位。我们全股十多人只好挤到货仓内一块阴湿角落铁板地面上安身。铁板地面锈迹斑斑，周围阴沉沉的，船上污水就由舱内边侧不时流淌，空气恶浊，大家坐卧为难。我挈妇携雏，比大家加倍受苦。好容易煎熬过了二、三日夜，总算安全到达汉口，立即马不停蹄地挤上火车，奔赴长沙。当时中统局发给的疏散费为数极微，我一家人口多，抵汉口时连买饭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挨饿。三个幼小儿女嗷嗷待哺，还是几位单身汉同事看不过，给孩子们一些吃食的，好歹抵达长沙，住进了旅馆，大家才饱餐一顿，今天回忆起来，当年逃难之苦，犹历历在目。抵长沙后不久，机密二股奉命迁驻益阳。益阳地处桃花江畔，物产富饶，民情淳厚，确是个好地方。我一家住在一栋民房大客堂内，因为买不起卧床，只好铺稻草于地板上。年久失修，地板多有漏缝，湿气很重结果孩子们身上长疮，不无痛苦。但这时我们精神上反而安定下来了。第一，比起长沙来没有敌机轰炸的恐怖感；第二，物价便宜，年底过年时期，肉蛋鸡鸭鱼鲜等反而比平时降价，生活安定；第三，民俗诚朴，人情忠厚，对外来人十分友好，充分显示湖南人好客的优良传统。于是大家兴致勃勃，架起电台，侦收无线电报，开始工作。但当时由于大敌当前，军阀之间，矛盾暂消，中文密电报既为数锐减而又无重要内容，而日本无线电报仍未能侦收到手。结果，大家无事可做，混着日子。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次年（一九三八）三、四月，才又奉命重返长沙。这因为机密二股改组为中统第一处国际密电室，以全力研译日本密电（此亦见于《若干事》第五页）。遗憾的是，抵长沙后二、三个月内，亦即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前，电台仍截收不到日本无线密电报，只收到同盟社发播的明码无线新闻电报，叫我翻译，令人啼笑皆非。但就在长沙的二、三个月期间，我家庭却惨遭意想不到的人祸。我的两个女儿发高烧，抱她们去长沙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就诊。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竟诊断不出她们是在出疹子，我夫妇又年轻，没有老人在侧，盲目地听从医嘱，用冰块压额退烧，等到身上出现红点时已无可救药，一周之内一下子丢失两个爱女。接着长子也开始发烧，也是出疹子，总算得救。战争带来了灾难，在一路逃难中，炮火摧毁不了我们，两条宝贵的小生命却被人祸剥夺去了。五、别有洞天，跳出樊笼一九三八年六月，我突然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电召，赴汉口报到。从此我结束了同中统局的八个月从属关系，跳出樊笼，再也没有任何来往，成为一个行动完全自由的人。说实话，在中统局的八个月里，一方面因为一路逃难和侦收不到日本密电报，从而没有为它做过任何工作；另一方面在机密二股里十多人同事相处都很好，亲如一家人，丝毫不感拘束，我个人行动完全自由。加上我对特务机关的无知，头脑里自始就没有任何恐怖感，便以为像中统局这样机关简直和普通机关没有什么差别。因此，这一次调离中统局，并没有什么解放感。其实这是我无知造成的错觉。军统也好，中统也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特务机关，凡是“请君入瓮”之后，便失去任何自由，受其魔掌控制，永世不得翻身。我之得以来去自由，如前文所述，完全受赐于李直峰先生的关怀爱护，不让填表和宣誓，根本没有“入瓮”，不是它的成员，只不过一个临时“客卿”而已。可笑的是我自己对此毫无感觉，直至我在八十年代初期与李直峰先生在上海邂逅相逢时，才解开这个谜，恍然大悟。我到汉口不久，李直峰先生随即率领原中统局国际密电室一部分人员来汉，还有其他机关的人员陆续到来，都住在原日本总领事馆内。经过了解，始知其中有一段来历，兹根据本人所知并参考《若干事》第一页，摘述如下。一九三八年夏在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平，内容不详，但不外是日帝惯用的侵略藉口如所谓共同反共的一套。蒋介石根据以往经验，认为日帝说话素来不算数，难以轻易相信。况且席卷华北，侵占京沪，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上武汉。全国民众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断无中途妥协之可能。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亦曾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但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他特令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紧急召集蒋所属各领导侦译中外无线密码电报而取得成绩的如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统局的徐恩曾和李直峰、以及没有成绩的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会，讨论蒋介石交下要从侦译日帝侵华陆军无线日文密码电报中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