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若干认识

1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若干认识“从许多角度看，民族主义也许是最为成功的政治信条，它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对世界的变迁和重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许多明确而系统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注：AndrewHeywood,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NewYork1992,p.136.）冷战结束前后，民族主义再度以多样化形式释放出变革世界的巨大能量，并成为影响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当前，与国际格局转换相伴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巅峰似乎已经过去，并呈回落之势。但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给世界留下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思考。本文试图就如何估价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略抒管见。民族主义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由于其依存的载体不同、形式多样、发展程度不平衡、功能复杂，因此对其进行评估与界定并非易事。“推动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前进的矛盾是纵横交错的，动2因也是复杂多样的。由于矛盾性质的不同和动因的差异，规定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质’也是不同的，发展和嬗变的方向也是有别的，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相异的，充分显示了它的复杂性。”（注：程人乾：《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纵横谈》，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第56页。）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基本主张是一个族体应享有从自治直到独立的程度不等的权利，而一个现代民族即国族（nation）则享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民族主义又具有巨大的弹性，“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向外扩张，侵略、占领、统治和掠夺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民族扩张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对内灭绝、歧视、强制、同化少数民族，压制他们要求民族平等和享有基本的民族权利的愿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大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内已经享有或者有可能争取到民族权利的少数民族以及势均力敌的若干主体民族单独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宗教共同体、传统文化共同体、语言或语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形成联盟、邦联甚至统一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泛民族主义”。（注：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9～90页。）上述民族主义形式在冷战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且其形成原因复杂。究竟应怎样看待冷战后3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由于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无论就其原因和后果来看，都主要反映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两个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和分析。一、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从冷战后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后果看，其非理性又大于其合理性。之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历史原因。冷战体制长期压抑和控制了民族矛盾，使其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和调整，冷战后这种矛盾以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形式突发性地表现出来。尽管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则不难发现，它在客观上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上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并通过对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格局。尽管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多诉诸于非理性的乃至暴力的方式来变革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苏联和东欧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也4正是为改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不合理性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可以说，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历史反动。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在国际经济关系层面，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载体的经济民族主义。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最简单地说，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它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和多国控制的过程”。（注：JamesPatras,LatinAmericanDependencetoRevolution,NewYork,1973,p.107.）实质上，当今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与控制，实现自主发展，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与世界经济生成的野性方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体系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而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使世界划分为“中心国家”5和“边缘国家”，并构建了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它在今天仍继续操纵和控制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成为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多发地带，与其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及其由此导致的经济贫穷密切相关，民族经济独立的目标性追求仍是刺激民族主义发展的深刻动力”。（注：拙作《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民族》，1995年第2期，第1～2页。）由于经济关系不平等而导致民族情绪高涨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如加拿大不顾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的限制而执意要在古巴投资，欧盟置《达马托法》于不顾而发展和伊朗的经贸关系，都是对美国的霸权行为不满的表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上造成的深刻矛盾是导致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泛起的深刻历史原因，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是对历史所遗留的国家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剧烈调整。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民族自决权在当代已被普遍公认，一个足够正义的国际秩序应当是这一权利得到足够广泛尊重和实现的秩序。尽管历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迄今为止的现代国际秩序都未达到这一点，都范围不等、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对民族自决权的无理压制。因此合理地伸张民族自决权而变革国际秩序是合理的”。6（注：时殷红：《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冷战后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剧烈阵痛莫过于触发于苏联、东欧地区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苏联、东欧地区恰恰是近代以来历次国际格局转换和国际秩序重建遗留矛盾最多的地区。东欧民族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民族关系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联，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争权夺利造成新的民族关系格局和出现新的民族问题。”（注：赵锦元：《欧洲民族主义发展新趋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历史上，三大帝国的征服和控制使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异常复杂；而本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在帝国集团的争夺下，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渗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和民族复仇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但列强的战后分赃和‘凡尔赛’体制的构建，不仅没有给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留下独立的发展空间，而且使种族、民族、宗教集团的人为肢解和领土分割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民族关系留下了许多祸患”。（注：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第2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民族矛盾的挑拨和残酷的民族仇杀，苏联建立“东方战线”对波兰东部、芬兰的卡累利阿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并吞，雅尔塔等三次大国会议和战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7不仅使苏联并吞的领土合法化，而且造成了国家疆界的人为变动，再次给东欧各国关系和民族关系蒙上阴影。战后作为冷战的主战场，东欧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无不深受苏联的控制，尤其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以及苏联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给这些民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因此，冷战后摆脱政治高压控制的民族主义首先泛滥于东欧，从本质上说是几百年国际关系所积累的深刻历史矛盾的迸发，民族分离主义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乃至暴力倾向固然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矛盾渲泄时所难以避免的。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但在客观上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首先，它使长期积累的国家和民族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为旧格局所抑制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和调整，无疑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危险因素。其次，冷战后的民族主义“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独立和主权，使其有可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摆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的发展道路”。（注：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7页。）第三，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对国际战略力量的配置和新的世界8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冷战后的民族主义都强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必将对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对超级大国和少数几个大国主宰国际秩序也起一种牵制作用”。（注：熊家学、丘正文：《当代世界主要政治思潮》，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最后，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完成了对意识形态主宰国际关系的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国际政治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政治对抗时代，使各民族国家更多地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制订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从而有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一位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实现了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的根源在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传统的‘制度拜物教’将逐渐让位于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独特发展要求的肯定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势必出现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区域合作为基本构成的非中心化多极国际体系”。（注：陈林：《论民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载《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第121页。）这种估计虽不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从消极的一面来看，首先，由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注：参见时殷红：《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且在冷战后多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泛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部族主义，9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稳定。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指出：1815—1914年，创建民族国家问题在世界上所引发的国际冲突占国际冲突总数的第一位，并且有55％的冲突导致或促成了战争；1945—1989年，创建民族国家再次成为引发国际冲突的最敏感问题，导致和促成战争的比例再次超过50％。据统计，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中，种族和宗教冲突占60％。（注：KaleviJ.Holsti,PeaceandWar:ArmedConflictandInternationalOrder,1648—1989,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p.306—321；潘忠歧、谭晓梅：《论未来世界冲突趋势》，载《欧洲》，1997年第5期，第25页。）在苏联、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的泛滥触发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冲突：在“独联体”国家中，彼此之间在分割财产、争夺领土、处理军事和经济关系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关于纳一卡州的争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之争，等等。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如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南、北奥赛梯冲突，摩尔多瓦与俄罗斯在得涅斯特问题上的冲突，等等。在东欧地区，各国之间也都有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如阿尔巴尼亚与希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波兰与立陶宛、希腊与土耳其都有和领土、宗10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民族矛盾。“独联体”和东欧各国仍有进一步分离和“碎化”的危险。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南斯拉夫的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都是威胁该地区稳定的国际热点问题。受苏联、东欧民族主义的冲击，从中欧、巴尔干、西亚、中亚到南亚已形成了民族主义泛滥成灾的环形“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