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1《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兼论〈说卦〉、帛书〈易之义〉及汉代式盘的方位观杨济襄1提要《周易》之方位观，因为经、传成书时代的不同，而反映出四方与八方的两个方位体系；「经」的部分，坤、蹇、解三卦的卦辞，呈现的是在「四方」阶段的方位观，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实有文化史上方位象征之意义，不该只是以占卜偶得之雷同视之。「传」的部分，〈说卦传〉有「八卦方位」之说，〈说卦传〉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并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长演化的系统；对照出土文物：汉代「式盘」、帛书《周易‧易之义》，与今本〈说卦传〉，我们可以得知，〈说卦传〉方位的探讨，对于《周易》的理解，同时含有文化史及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辞：四方、八卦方位、说卦传、帛书、式盘、汉代、五行壹、写作缘由《周易》本来是周代通行的占筮书，内容包括卦、卦辞、爻辞，《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这本占筮书就已经在经书的行列中，《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可见汉代所谓《易经》已包含经、传二部分。此外，在《易纬乾坤凿度》也载有「十翼」的称呼：1：作者简介：杨济襄（1969-），台湾彰化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文学博士。现为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春秋学、礼学、易学。著有【秦汉以前「四方」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博士论文）、〈荀子政治思想与其「礼」论的关联〉、〈《春秋繁露》之公羊义法探析〉、〈孟子政治思想剖析〉、〈董仲舒春秋学中的诠释方法与思维方式〉，近年来闗注晚清经学史议题，持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发表〈通义与异议：孔广森对公羊学关键论题的统筹与澄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奉本》「远外近内」说之商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灭国」词义论释之商榷〉、〈龚自珍《春秋》学的经世特质及理论架构〉、〈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对公羊学的扩充与新诠〉一系列学术论文。2004.08.25-29前往中国广州参与「第六届两岸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研讨会」发表〈孔广森《公羊通义》与何休《公羊解诂》释经观点之异同〉。除经学研究外，亦投入台湾礼俗之田野访查实务，于高雄中山大学开设「生命礼仪与文化诠释」课程，获得台湾教育部补助设置「生命礼仪与文化诠释」专门网站：。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2（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但是，由前后文意可看出，其所谓之「十翼」，篇名与今本所谓「易传」（易大传）之「十翼」并不完全相同。今本号称「十翼」的《易传》为〈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彖〉、〈象〉、〈系辞〉三传各分上下篇，其余则每传一篇，故传有七种，实为十篇。这种说法始见于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第六论夫子十翼」：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从此说。今本所谓《易传》之「十翼」究竟成于何时？《史记．孔子世家》曾指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见唐代孔颖达所提到的「十翼」，也就是今本《易传》的若干篇名，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存在，但是在《史记》的这段文字只提到五种《易传》，其余两种：〈序卦传〉、〈杂卦传〉却没有交代。世传《易传》的作者是孔子，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由欧阳修提出异议，他在〈易童子问〉2中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欧阳修以后，关于《易传》作者的问题，陆续有人提出来讨论。近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李镜池、高亨诸位先生都加入了讨论的行列3，他们一致否定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朱伯昆先生在《易学哲学史》认为：《易传》非一时一人之作。他从思想上作了详细的考订，指出：「《易传》的主要部份成于战国中后期，即以《易传》中最早产生的〈彖传〉而论，也当成于孟子、庄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刻本））台北：商务，1967。3：参见钱穆〈易经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1966）。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台北：蓝灯，1987）。李镜池〈易传探源〉，（《周易探源》，北京：中华，199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山东：齐鲁书社，1979）。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3子之后」（P42）。戴琏璋先生在《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则考定：「《易传》作者为战国末至汉初的儒者，其思想主要渊源于易学与儒学之传统」（P37）。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里也认为：「从《易传》中保留的不少『子曰』云云的言论，以及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似可说明作者当属孔门弟子们，而创作时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间」（P38）。尽管学者们对《易传》之成书时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可归纳出一个事实，就是：今本《周易》的「经」与「传」在成书时代上有一段相当的睽隔。正如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所云：「《周易》六十四卦经义和《易传》十篇的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与价值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纔能得出全面的、科学的结论」（P41）。《易传》的哲理无疑提供给我们解经的许多方便，但是，这二种不同时代的产物，其所代表的文化背景是否已经有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援《易传》以解经义，是否有所影响？因此，「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更了解《周易》经、传的意义，在易学史的研究上，更有厘清的作用。本文对《易传》以八卦去解释方位感到好奇，八卦与方位，其占卜的吉凶结果是不是经得起科学的验证，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所在意的是，《易传》在诠释「八方卦位」时，其思维方式是否可以反映《易传》成书时代的若干思想特征？还有，在《周易》经文中，坤卦、蹇卦、解卦，这三卦的卦辞都提到方位的吉凶，《易传》对「八方卦位」的诠释可以用来解释这三卦的卦辞吗？卦辞中对方位「利」与「不利」的判断，在我们探究《周易》的方位观时，能提供我们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在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明确对〈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单卦分别配以不同的方位，号曰「八方卦位」（宋儒邵雍称为「后天八卦」），〈说卦传〉对八卦与八方的配属有一套思维的方式，并且在传文中对这种配属关系加以解释与说明；此外，向为宋儒指为「先天八卦」的〈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其影射的方位观念，显示与后天八卦有不同的方位配属，在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再度引起热烈讨论。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早已为后代术数家所沿用；但是这段文字却不见于帛书《周易》。帛书《周易‧易之义》存有与「天地定位」章相似的文字。有关《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乃至今本〈说卦传〉的二种方位图，这种种的疑问，便是本文写作的导引线，比对帛书《周易》、以及出土汉代式盘上八卦方位的解读，透过资料的搜证，本文希望能对《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作文化史与学术史上的厘清。贰、「四方」与「八方」──《周易》经、传中的二个方位体系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从观测太阳的运动（视运动）而产生的。从无方向观念，到有方向观念，又逐渐发展出二维、四维、六维、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古人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也许以现代人的立场觉得平平无奇，在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史等研究角度看来却拥有深切的探讨价值。在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之前，上古先民必定只能靠视觉去追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4踪太阳的运动，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以及「下落的方位」，甚至感受到太阳所带来的温度变化，是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的。何新先生在〈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便提到「上古这种二方位的大地观念，是与在季节上的二分位相对应」4，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5中也说：甲骨文和山海经均没有四时的说法，尚书尧典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合。应该指出的是，商代的一年为春秋两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当作季名用，两者有时对贞。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两季制，到了西周后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为四时。季节气候的改变与太阳光的位移有关，而先民的方位观就来自于对太阳移动位置的观察，所以中国上古时期的空间观念比季节观念的发展要来得早，殷人已有东、南、西、北的观念，例如卜辞已有「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卜通三七五）的记载。所以坤、蹇、解诸卦的卦辞出现东、南、西、北等方位词，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卦辞所云之「西南」（「东北」）是指西南（「东北」）一隅，或是指西、南（「东、北」）二方？这就牵涉到「四方」、「八方」两种方位观的问题。甲骨文的时代已有四方，但尚未有八方之方位观念，从传世文献来看，「八方」的出现皆在较晚期的资料上，例如：十三经中的《尔雅》、《礼记》、《周礼》6，至于《诗经》、《左传》、《尚书》等，皆只见「四方」观4：他所指的季节二分法，是太阳在北回归线、赤道、南回归线之间的移动，因太阳照射地球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二分二至的变化，其中，最能令人感受到季节移易、温差变化的，当属春、秋二季，在时令而言便是春分、秋分。详见：何新，《诸神的起源》，台北：木铎，1987.06初版。页257。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1993．04三刷。页124。但是李学勤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四方风名的解释，总是和四时分不开，「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9。）6：《礼记．乡饮酒义》指出：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以道德配合气化论，来阐释方位的意义，气之所生的「西南、西北、东南、东北」是所谓的「四隅」，合之以「东、南、西、北」四方，即是「八方」（四方、四隅）。《尔雅》中所出现的「八方」概念，则是用以列举各地的物产之宜。《尔雅．释地》云：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尔雅》提出宫室四隅之名称，可见当时方位观念已普遍运用在生活之中。另外，《尚书．禹贡》虽然记载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及土宜，但未言及方位，《周礼．夏官．职方氏》指出「九州」的方位，以「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河南、河东、河内、东南、东北」为九州之画分，却非完整的「八方」叙述。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5念之列举，又如：在《诸子集成》中，「八方」不见于先秦诸子之文，而仅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中出现7。所以，我们有必要正视《易经》的「经」、「传」在时代上早晚区隔的问题，卦辞所言属于经文，应是八方概念尚未成形的时代，因此，本文主张「西、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