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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逻各斯逻各斯的含义很多，如何认定和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我们认为，应该将其主要地理解为万物必须依据和遵守的尺度或比例、普遍原则或必然性，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规律”，虽然有时它也指普遍理性，不过这两个方面或许亦有其一致性。因为他指出，这个逻各斯不仅永恒存在着，而且“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逻各斯乃是共同的”。谁不认识并进而服从逻各斯，谁就无法获得智慧，把握真理，相反，“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爱利亚学派爱利亚学派是早期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爱利亚学派开始转变哲学研究的重心，变本原的追溯为存在的探讨，从而为本体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首次使用了逻辑论证方法，为哲学思想的表述确定了基本的话语方式，最终演变为整个西方哲学主要的表达方式。芝诺反对存在众多的论证有两个：第一，从无限大与无限小的角度论证。如果存在众多，就必然由许多部分构成。这些部分要么有广度和厚度；要么无广度和厚度。如果有广度和厚度，由于任何一个部分的边界都不会是最外的，所以，这种广度和厚度就可无限相加下去；如果无广度和厚度，既使把这样的部分永远相加，也依然等于零。因此，“如果存在着众多，那么它必然既是大又是小，小会小到没有体积，大会大到无限”。第二，从有限与无限的角度论证。如果存在众多，存在的数目必须同实际存在的事物相等，但假如事物就是这么多，它们在数目上就是可数因而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存在的事物是众多的，它们在数目上又是无限的，“因为在存在的东西之间永远有另一个中介，中介之间又还会有其它中介，所以存在着的东西便会无限多”。既然承认众多就会导致体积上既无限大又无限小，数目上既有限多又无限多的矛盾，那么，存在就不能是众多，只能是单一。这就是芝诺所要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据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的叙述，芝诺反对存在运动的论证有四个：第一，“二分法”。运动着的东西在到达目的地之前须先完成行程的一半，而在完成行程的一半后，还须完成行程的一半的一半……如此分割，乃至无穷，因而它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第二，“阿基里追龟”。阿基里是希腊跑得最快的英雄，而乌龟则爬得最慢。但是芝诺却证明，在赛跑中最快的永远赶不上最慢的，因为追赶者与被追赶者同时开始运动，而追赶者必须首先到达被追赶者起步的那一点，如此类推，他们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距离，所以被追赶者必定永远领先。第三，“飞矢不动”。任何物体都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离开自己的空间就意味着失去了它的存在。飞矢通过一段路程的时间可被分成无数瞬间，在每一瞬间，飞矢都占据着一个与自己大小相同的空间，由于飞矢始终在自己的空间之中，因而它是静止不动的。第四，“运动场”。有两排物体，大小相同，数目相等，一排从终点排到中间点，另一排从中间点排到起点，当它们以相同的速度作方向相反的运动时，就会在时间上出现矛盾。芝诺认为这可以证明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既然承认存在运动会得出上述四个明显与事实和感觉相矛盾的荒谬结论，那么，存在就不能是运动的，只能是静止不动的。这就是芝诺所要得到的第二个结论。芝诺的上述论证，除“运动场”显然具有明显的诡辩性质之外，其余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它们涉及到有限与无限、间接与连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和极限等问题，引起了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等领域的思考，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的课题。他的论证方法亦对论辩术和逻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称赞他发现了辩证法，黑格尔也称之为概念辩证法的创始人。智者的启蒙所谓“智者”，古希腊语为sophistes，原本泛指有智有识有才之士，例如“七贤”。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一词则专指一批收费授徒、重点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并以此为职业的教师。显然，“智者”与“哲学家”（philosophos）不一样，虽然两者都与“智慧”（sophia）有关，但实际上他们所理解的“智慧”是不同的。前者自称“有智之人”，后者则认为自己是“爱智之人”。有智者可能爱智，也可能不爱智，而是以智为本钱，去爱钱财等智外之物。所以，自称是有智慧的人很可能是没有智慧的。由于智者显着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视之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智者们声名狼藉，甚至“智者”这个概念亦与“诡辩”同义，直到黑格尔才恢复了智者的本来面目，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地位和作用。智者的兴起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哲学家们在本原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信心，而智者们的活动实际上把这种局面确定了下来，将个人的意见看作决定一切的基础。智者的出现乃是雅典民主制的产物。城邦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于是，参政议政、诉讼演说的广泛社会需要，以及随着民主制度的衰败和危机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智者产生和智者运动兴盛成了历史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乃是城邦民主制的真实写照：每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各行其是，主宰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公正或正义，而是说服和论辩的技巧。但是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仍然迷信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是神灵制订的，或者是自然天定的。智者的兴起不仅应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哲学从对自然现象的惊异转向对社会现象的惊异的产物，其结果主要是否定的：继自然哲学家们动摇了宗教神话的自然观之后，他们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正是通过各种集会演讲、法庭辩论、问题解答等形式，智者们在给学生传授修辞学、论辩术以提高他们论辩技巧和获胜能力的同时，贯穿了批判迷信、抨击传统、藐视权威、高扬个性、崇尚感觉、鼓吹怀疑的思想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和风气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所以，人们有时把智者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比，称智者为第一批人文主义者或思想启蒙者。公正地讲，智者们对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确实有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智者作开路先锋，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就很难有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但是，由于智者运动具有“求胜不求真”的鲜明特色，与真正的“爱智之人”理解的“智慧”大相径庭，所以发展到后来，便逐步蜕变为典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变成了不顾事实、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因而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谴责。这也正是智者在历史上一向声名狼藉的原因。智者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更没有统一的哲学派别，只是在职业特点、活动方式和思想倾向上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智者众多，着名的也不少，但是就哲学影响而言，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一）人是万物的尺度关于这个命题，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其他人的记载也大体相同）：“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要准确地理解这一论题的含义，关键在于弄清两个问题：第一，这里的“人”指的是类的人还是单个的人？第二，人的哪一方面是万物的尺度，是理性还是感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从原文看，命题中的“人”在希腊语中是anthropos，主要指单个的人，作为多数用时，也可指类的人。联系普罗泰戈拉的其他思想和古人们的一致见解，我们认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单个的人。至于做尺度的是人的理性还是感觉，由于没有他本人直接的着作依据来判别，我们只有尊重古人的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不同的着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普罗泰戈拉所说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单个人的个体感觉。按照柏拉图，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对我来说，事物就是对我所呈现的样子，对你来说，事物又是对你所呈现的样子，而你和我都是人”，“因而可以说，对于每个感知者来说，事物就是他所感知的那个样子。”毫无疑问，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它将事物的存在及其性质视为个人主观感觉的产物，否定了它们的客观性。然而，我们似乎更应该充分理解这一命题的积极意义：它一反神是万物尺度的神话传统和人是自然产物的自然哲学传统，把神、物、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使人成为衡量存在的标准，主宰万物的力量，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典型命题，对于破除外在的限制与束缚，启发人们重视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高尔吉亚怀疑哲学的三个命题的证明第一，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那么它有三种可能：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首先，设若该物（是）非存在，那就意味着它既（是）存在又非存在。但说同一个东西既存在又非存在是荒谬的。况且，存在和非存在是矛盾的，假如非存在存在，存在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存在不可能不存在，非存在就不存在。其次，设若该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然而，假如它是永恒的，它便没有开始，因而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那就不在任何地方。因为如果它在某个地方，它处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便与它不同，这样一来它就为某物所包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了。假如它是生成的，它要么从存在中生成，要么从非存在中生成。它不可能从存在中生成，因为如果它是存在的，就不是生成的，而是始终存在；它也不可能从非存在中生成，因为从非存在不可能生成存在。既然存在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生成的，更不是既永恒又生成的，所以存在不存在。最后，第三种可能也不成立。因为既然第一、二两种可能情况皆不成立，那么，由它们合成的第三种可能情况自然不成立。既然某物存在只有上述三种可能，而它们无一成立，结论就只能是：无物存在。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这个命题的实质是：思想和存在不同一。显然，高尔吉亚批评的目标是巴门尼德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这一命题。他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首先，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存在。假如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凡是我们所想的就都存在了，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想到有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但并不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其次，如若我们所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思想不到了。然而，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女妖、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怪兽以及其他许多非存在物都被思想到了。所以，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不能被思想。第三，即使能认识存在，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认识存在要靠各种感觉，而告诉别人则要靠语言。感觉不能互相替换，语言更不能和存在替换。“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因而，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间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既然存在不能变成语言，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也不能告诉别人。从内容看，高尔吉亚的命题及其论证无疑具有浓厚的怀疑论色彩，从形式看也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三个命题不仅从否定方面证明了存在与非存在的不可分割性，力图消除爱利亚派在二者之间设置的障碍，而且也说明了思维矛盾的必然性，在客观上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内容等矛盾，从而推动了哲学思考的深入。同时，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抽象概念和辩论技巧的运用亦训练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丰富了逻辑学的内容。当然，高尔吉亚的哲学观点是否如其所述，我们不得而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智者，他很可能只重论辩而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对于本体论来说，这三个命题的确是它难以回避的难题，直到今天仍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困扰着哲学家们。由高尔吉亚的论辩我们发现，智者之所长，正是自然哲学家之所短，这就是推理论证。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哲学家们只是独断地宣称而少有论证，智者们的目的却恰恰在于论证，虽然他们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并没有正面肯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确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高尔吉亚之后，智者运动越来越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逐渐失去了开启智慧、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反而腐蚀了雅典的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过即使如此，智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以极端的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