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

第22卷第4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22No.42009年7月JOURNALOFNINGBOUNIVERSITY（LIBERALARTSEDITION）July2009——————————————收稿日期：2009-03-25作者简介：张守广（1962-），男，河南新野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张守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00715）摘要：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兴起于清代康熙、乾隆时期，19世纪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长江中下游的影响尤其巨大。同时，宁波本地钱庄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账制度，对近代宁波帮向外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词：宁绍帮；钱庄业；兴起；发展；过账制度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4-0018-07钱庄是明末清初兴起的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明代晚期《南都繁绘图卷》的画面上，已有“钱庄”、“万源号通商银铺”等招牌。钱庄在发展过程中，其名称在各地略有不同，江浙等地多称钱庄，京津等地多称银号，汉口、重庆等地则钱庄、银号并用，此外还有钱铺、钱肆、钱店、钱摊等名称。钱庄业在兴起之初主要从事银、钱的兑换业务，后来兼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等业务。钱庄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对于信贷需要的产物。钱庄产生后，由于信贷的扩展，必然会有力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以后，钱庄的作用更加显著。在鸦片战争后，丝茶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而“丝茶绸布等业，皆需预放乡账，待收成后，始取货偿本，倘业主无钱庄放款，势必野尽游民，工多失业，关系之巨，何可胜言！”[1]钱庄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商人依地缘关系形成帮口，重要的钱庄帮有宁波帮、绍兴帮、镇江帮、洞庭山帮等。就各帮的历史及影响看，宁绍帮商人在钱庄业经营方面地位尤为突出。考察宁绍帮钱庄的兴衰，不仅在商业史上，尤其在金融史上，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宁绍商人钱庄的兴起、发展、衰落及组织制度等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一、清代宁绍帮商人钱庄的兴起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商品生产日益发展，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大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十分繁荣，天津、汉口等城市也逐步兴起。全国各地，尤其是太湖流域，农村市镇大量涌现，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时空舞台。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以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四聚”昀为著称。[2]北京九门外的铺户据说达数万家，①仅各地仕商在北京修建的会馆、公所就有387个。[3]苏州“商贾云集”、“五方杂处”，[4]“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5]其阊门内外尤其繁华，“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京师不逮”。[6]商业的发展，使商人活动空间范围及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清初宁波商人孙绪铨（1693-1766），“有干才，与同邑卢黄仲先生交昀深，属君贸易远方，东粤、南闽间，常以万金相往还。”②在清代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下，商人及民间交换时感不便。这就为银钱兑换、汇兑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要求，钱庄业乃应运而生，而宁绍帮商人作用尤为重要。1712年绍兴帮钱业商在北京建立了正乙祠，其建祠碑记记述当时绍兴商人的情况谓：“吾越介居浙东，山深土瘠……其世家巨族，读书而务实学，而其次者，则商贾江湖，以阜其财，而其又次者，则操奇赢，权子母，从博三倍之利。”[7]（10）正乙祠俗称银号会馆。银号就是钱庄，主要从事银钱第4期张守广：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19兑换。由此判断清代康熙年间，绍兴帮商人在北京经营钱庄业为时已久，且已有一定的规模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在此前后，宁波帮商人也在北京开始了银钱业的经营。清末担任过顺天府尹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记载：四恒号是北京的著名钱铺，“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昀着，流通昀广”。义和团运动时期，四恒号炉房失火，引起资金周转不灵，自请闭歇。陈夔龙受命处理此事，熟悉情况，记述必有所据。据此，四恒号创办的年代当在康熙39年即1700年以前。另据清人崇彝着《道咸从来朝野杂记》卷104：“当时京师钱庄，首推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官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从现存《慈溪林氏宗谱》、《慈溪罗氏宗谱》中，我们也发现了宁波帮商人在北京经营钱业的资料。《慈溪林氏宗谱》记载族人林奎祥（1768-1821），字曜躔，号星堂，“自幼客京师，服贾于银钞廛肆，数年后交关会子通行都内外，一时显贵相与平准均输而资算递增数倍”。③《慈溪罗氏宗谱》记载族人罗陶（1811-1880），“年十五客京邸，就恒兴钱铺，业三载成，……铺系本宗罗氏开基，与恒利、恒和、恒源为联号，时际中衰，累年耗折，而司事者又相继殁，从推公经理，公慨然独任会计数十载，而资储大盈”。④又记族人罗镜涵（约1855-？）经商北京，“所就业之银肆曰恒利”。⑤可见，宁波、绍兴帮商人，于康熙中后期，在北京经营的钱庄业已经颇有规模，到光绪末年，仍有相当大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宁绍商人凭什么在北京创办并长期控制钱庄（银号）业？这是个极有趣的问题。我们认为宁绍帮商人在北京经营钱庄业至少有以下几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一，宁绍帮商人有比较雄厚的财力。明代后期，宁绍商人已逐渐活跃，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商人力量。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载，“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庸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大半食于外”。当时宁波所属鄞县药材商人已经在北京创办鄞县会馆，[7]（96）说明已有较大的经济力量。绍兴山阴、会稽、余姚等县人民，当时也多“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8]（267）入清以后，宁绍商人在北京经一度消沉后逐渐恢复，到康熙中后期，有了新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北京的仕商仅鄞县就达六、七百人之多，其中大多为商人。宁波慈溪籍乐氏中有以串铃走方郎中为业的族人，在明代永乐间移居北京。清初有族人乐尊育（1630-1688），能辨别草药种类及性能，依旧方炮制丸散诸药，成为大医院吏目。其子乐梧冈（1661-1742）继承父业学医，于康熙四十年（1702）在北京正阳门外大栅创设同仁堂药室（一说为1669年）。到雍正（1723-1735）年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除药材业外，宁波商人在北京的主要行当还有成衣业。钱泳《履园丛话》卷12载：“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人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也。”慈溪成衣商人大约在乾隆时期还集资创办成衣业浙慈会馆。可见，到清代康熙后期，宁波、绍兴商人在北京的商业中，特别是在药材、成衣等业中，已占居相当重要的地位。稍后的乾隆时期，宁波商人在长芦盐业、对日铜料贸易中，均为重要的力量；第二，宁绍商人有经营钱业所需要的经验和知识。绍兴师爷精于钱谷，是传统类型的经济专家。宁波商人则通过民信业熟悉了与钱业相关的业务。一般认为民信局“始于明永乐后，以宁波为中枢，”⑥宁波被认为是民信局的发源地。到清乾隆朝以后，民信局更遍设长江沿江及南北洋各地。[9]民信局主要承寄汇款、银、信、包裹等物，与各地商号有密切联系，简称信局或民局，在我国邮驿史和金融史上均占重要地位，“在我国金融机关未曾发达以前，民局实为汇兑业重要机关之一也”。[10]宁波商人从民信局的经营中自然获得许多经营钱庄业的知识和经验；第三，绍兴师爷拥有巨大的潜在政治经济权力。明清时期，官与吏胥共天下，“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⑦明代绍兴师爷已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8]（267）清代绍兴师爷的势力更大，顾炎武曾说：“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胥吏多置有鉅资。绍兴人李慈铭说：“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入更多……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资巨万，衣食享用，拟于王者。”[11]六部中，“六部书吏之富，莫如户部之承经，有史松泉者，20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家资数百万”。[12]胥吏积累的资财，需要汇兑回乡或存起来生息。在上述情形下，一种不同于典当的传统金融机构，经过在北京经商的宁绍商人之手，得到迅速发展。上海的钱庄业，一般认为“肇始于乾隆年间”。其时有浙江绍兴籍煤炭商人，在上海南市开设炭栈，时以栈中余款帮人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店铺及北洋船帮，以权子母，后逐渐推广，成独树一帜，遂为上海钱庄业发展的鼻祖。此后，商人相继仿效，渐成上海钱庄一业。1830年前后，宁波商人方仁照（1808-1858），字润斋，在上海南市开办了南履龢钱庄，[13]（770）在此前后，方仁照还在上海创办了同裕钱庄。⑧至于宁绍本地，大约也是在乾隆时期，钱庄业开始兴起。1925年忻江明《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称：“吾闻之故老，距今百余年前，俗纤俭，工废着拥鉅资者，率起家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赉，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中行月刊》卷7第2、3号《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也说，宁波、绍兴钱庄，“始于乾隆年间”。可见，清朝康熙时期，宁绍商人在北京经营的钱庄已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到乾隆时期以后，由于经营形式灵活，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对信贷扩展的需要，得到迅速发展。宁绍商人钱庄在各地次第开设，标志着我国传统金融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宁绍商人以金融商业推动在各个经营领域的迅速扩展提供了重要的信贷基础。二、近代宁绍帮钱庄业的发展及原因鸦片战争之后，宁绍帮钱庄也在宁波本地和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飞速发展，盛极一时。在银行业兴起后，宁绍帮钱庄仍能长期生存，与银行业并行不悖。其中颇有值得探讨之处。宁绍帮钱庄商人长期控制北京的钱庄业。据调查，在义和团运动前，“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山西票号、洋货庄、粮食铺、当典铺、均借有四恒银两”。[14]义和团运动后，虽经清政府拨款维持，四恒号终因损失惨重，一蹶不振。与此同时，宁绍商人钱庄势力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得到长足发展。王孝通《中国商业史》说：“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昀有势力，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此派之力……能与票号相抗衡，在南方别树一帜，其经营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漫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亦在势力范围。”上海、汉口更是宁绍帮经营钱庄的两个主要城市。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埠后，在国内和国际商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钱庄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宁绍商人钱庄在上海的发展尤为突出。据《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九家钱庄资本家家族，宁波人便有方氏、李氏、董氏、叶氏、秦氏五家，投资于钱庄的宁绍商人，则难以统计。方家是鸦片战争前兴起的商业家族，鸦片战争后，乘机经营丝、茶对外贸易。人称方七先生的方仁孝（字性斋），“一、二十年间，积资数百万，兼营钱业，分别南北市，远至汉皋”。⑨他在上海租界内的北市设北履龢钱庄，并于汉口设同康钱庄。加上其它分支所开设的钱庄，方氏前后在上海开设钱庄15家。上海南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以宁绍人为多，如北市钱业会馆历任董事24人，可知为宁绍商人者即有11人。美国学者苏珊·蔓恩·琼斯甚至指出：上海的宁波帮的含义在19世纪60年代时，已经不仅是指一般性的同乡集团，而且也包括了行业性的钱庄业。[15]秦润卿也曾说：“在清季叶，钱业中之宁帮领袖，初有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芬、冯泽夫诸君，继有袁联清、李墨君；绍帮中初有经芳洲、胡小松诸君，继有陈笙郊、屠云峰、王冥生、谢伦辉诸君，皆一时人选，备孚人望。”[13]（53）民国时期，宁绍帮仍控制着上海钱庄业。1921年上海有69个汇划钱庄，其中54个属于宁绍帮，约占总数的78%；1933年上海有72个汇划钱庄，其中宁绍帮占53个，约占总数74%。宁波人方季扬、秦润卿等，都是民国时期上海钱业中的著名领袖人物。在上海的宁绍帮钱庄商人中，宁波波和绍兴帮略有区别，“各庄股东，当时绍帮诸庄，大都为别帮资本家所投资；宁帮则本帮资本家投资者比较略多，盖当地人士之财力不同使然。”⑩第4期张守广：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21汉口是近代有名大商埠之一，商业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