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_以PNTR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

第8卷第2期2009年1月经济学(季刊)ChinaEconomicQuarterlyVol8,No2January,2009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PNTR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李坤望王孝松*摘要本文运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以此来分析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直接决定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议员的个人因素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几乎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不同群体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不能完全被议案的投票结果所证实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分析,PNTR议案,利益集团*李坤望,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300071;Email:likunwang@nankaieducn王孝松,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300071;Email:wangxiaosong@mailnankaieducn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美经济贸易依存度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研究!(项目号05BGJ00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赵红梅教授在计量技术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其对外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交往息息相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由于美国自身具有许多特点,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因此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决策机制,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本文采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剖析美国对华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政治经济因素,以期为中美之间更好地开展贸易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定量地分析一国对某个特定的贸易伙伴实行的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绝非易事首先,大多数正式的理论模型中包含了一些无法得到的结构参数,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进行经验检验;其次,一些非正式的模型和极少量的正式数理模型可以用于经验检验,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分析框架研究的是一国不同行业之间的贸易壁垒差异(即保护结构)的形成原因,而没有刻画贸易壁垒的国别特征;再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纷繁复杂,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在一个框架下定量分析这些376经济学(季刊)第8卷政策(及其变化)的形成因素更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对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以此来分析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直接决定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更清楚地理解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一背景介绍和相关文献回顾(一)背景介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项重要决策内容,直接影响着中美双边贸易的开展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的审议过程和结果更是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而2000年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PNTR这一事件,既是对每年评议中国贸易地位这一历史的终结,又为此后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势确立了一个总的基调,所以我们认为该事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而且,给予中国PNTR的议案是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而此次国会投票表决又是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在贸易领域的最后一次重要表决,利益协调各方博弈个人政治偏好等因素也可以从投票结果中展现出来综上所述,尽管一项议案的表决并不能全面揭示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但通过对议案投票表决的经验分析,我们的确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重要结论最惠国(MFN)待遇是国际贸易中各国之间相互给予的正常待遇1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开始年度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这种做法源于美国国会对∀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否决了美国总统授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或者阻碍自由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的一揽子权力,其针对的是当时苏联的移民政策1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税收改革法案,将最惠国待遇!的提法改为正常贸易关系!(NTR)美国总统若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就要确认中国完全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条件相一致,或者放弃对中国具有完全一致性的要求,即行使放弃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总统的放弃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1980年到1989年5月,美国总统一直对中国行使放弃权,要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国会也一直没有反对,所以这十年间,对华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每年都顺利通过但1989年6月4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国会议员要求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其违反人权准则的经济制裁第2期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377此后的十年间,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总统议员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成为总统候选人宣扬扩大民主!的手段,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就曾宣称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挂钩是其手中的武器;许多国会议员把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作为武器来表达对总统执政方针的不满;不同的利益集团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游说国会议员,当劳工和人权利益集团占上风时(如1993年和1994年投票表决期间),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便岌岌可危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商业利益集团同国会紧密联系,有效地影响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它们为了扩大对华出口,极力主张保持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当2000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给予中国PNTR的建议时,工商业组织鼎力支持,并且完全控制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局势最终,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总统提出的给予中国PNTR的议案: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37票支持,197票反对;而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更是毫无悬念,以81票支持13票反对的比例顺利通过(二)相关文献回顾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模型来阐释和描述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决策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庞大分支,Baldwin(1985)Helpman(1995)GawandeandKrishna(2003)都曾经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过精彩的评述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影响PNTR议案投票结果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来剖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因此我们仅对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2如果根据选民对关税率高低的不同偏好,将所有选民排成一条直线段,从左至右选民赞成的关税率逐渐升高,那么所谓中间选民,就是恰好位于直线段中点的选民先来看理论模型Mayer(1984)假定个人收入是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收益与国家关税收入的再分配之和,每个选民依据各自要素的产权组合计算出自己的最优关税率,而国家的贸易政策(关税率)由公民投票直接决定,所以在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2的最优关税率就是国家的关税率FindlayandWellisz(1982)分析了利益相抵触的两个集团如何通过游说等院外活动来促使关税形成,从而构造了一个关税内生化的一般均衡模型而Hillman(1982)的政治支持模型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得到全社会在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它在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的政治支持之间进行权衡,而关税率是政府进行权衡(求解政治支持最优化问题)之后的选择GrossmanandHelpman(1994)建立了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利益集团同政府之间进行两阶段非合作博弈最终形成贸易政策的过程首先,利益集团之间在捐资378经济学(季刊)第8卷表!上达成关于政治捐资的纳什均衡;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政治捐资水平上再决定最优的价格(即均衡的贸易政策)模型的结论是:一国对各行业的保护水平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的倒数),以及是否能有效地组成利益集团再来看经验检验方面的文献由于FindlayandWellisz(1982)Hillman(1982)等模型中都包含无法得到的结构参数,因而无法直接进行经验检验所以,对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检验基本上都是围绕Grossmanand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展开的GoldbergandMaggi(1997),GawandeandBandyopadhyay(2000)使用1983年美国制造业数据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模型的基本结论能够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捐资购买!到贸易保护政策Mitra,ThomakosandUlubasoglu(2002)使用土耳其数据McCalman(2004)使用澳大利亚数据,分别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其结果依然支持模型的理论假说保护待售!模型的主旨还意味着: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活动可以对贸易立法过程产生影响因为贸易政策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立法而形成的,所以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资购买!到贸易保护政策的过程就是通过政治捐资影响贸易立法的过程这又引发了学者们对贸易议案投票结果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3所考察的议案是属于共和党的总统提出的,Baldwin在设定表示党派的虚拟变量时,将共和党人设为1,而设定被解释变量时,将反对!(即支持贸易保护的态度)设为1,所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预期关系为负相关,而检验的结果正是如此在这方面,Baldwin(1985)首开先河,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的贸易政策倾向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包括议员所在选区的政治经济特征议员所属政党的政策态度议员与同事和总统的关系,以及议员个人的学习工作背景及其怀有的社会经济目标在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之后,Baldwin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说,并用正式的计量方法考察了种种因素是否能对∀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投票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结论为:议员支持贸易保护的态度与工会捐资所在选区中进口敏感行业工人的比例正相关,与表示党派的变量负相关3Baldwin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剖析了国会议员投票行为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清晰地阐明了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对贸易政策出台的决定性作用,并开创性地对某一具体贸易议案的表决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Baldwin(1985)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此后,一批学者把政治捐资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国会对贸易议案的表决结果,以此来考查影响议员投票结果的原因及重要程度其中Kahane(1996),Steagalland第2期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379Jennings(1996),HolianKrebsandWalsh(1997),以及Uslander(1998)对美国国会表决是否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投票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在Baldwin(1985)的基础上,这些学者进一步将政治捐资分为劳工组织的捐资和商业集团的捐资,并把两者一同纳入到计量模型中以考察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程度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劳工组织的捐资同支持建立NAFTA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关系,而商业集团的捐资同支持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上述文献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学者们均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将政治捐资视为外生变量但正如Chappell(1982)和Stratmann(1991)指出,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数额显然会受到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此政治捐资具有内生性这样,如果用单方程估计,政治捐资就会与方程的残差相关,从而不能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BaldwinandMagee(2000)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发生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三个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建立NAFTA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和1993年给予中国MFN待遇考虑到政治捐资的内生性,Baldwin和Magee将三个议案的投票结果和两种政治捐资纳入一个联立方程系统,对五个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政治捐资方面,捐资与相应的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正相关;与议员是否在重要的委员会任职正相关;商业集团的捐资还与议员的任期正相关在投票结果方面,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