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链的区位选择：手机厂商在中国区位的实证分析

基于价值链的区位选择：手机厂商在中国区位的实证分析杨锐宁波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浙江宁波（315000）E-mail：[e-mail]摘要：两个反作用力――竞争成本和集聚得益影响基于价值链活动的企业区位选择战略。在一个既定的区位，企业如何基于价值链活动来权衡这个两个反作用力以确定其合理的区位抉择？企业能力如何影响其竞争成本和集聚得益？本文利用MRQAP分析技术结合在中国的手机厂商企业的实际区位选择与随机分布的区位选择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销售活动在区位上倾向分散，研发机构倾向集聚，而生产部门居中。从企业能力角度出发，能力强的企业的区位选择与一般企业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关键词：区位选择，企业异质性，MRQAP，手机产业1.引言企业的区位选择越来越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构成部分。诸多文献都集中研究“区位特征”如何影响区位选择。在经济学理论（Marshall,1920,Weber,1929）和组织理论(HannanandFreeman,1977;BaumandHaveman,1997)思想的脉承下，众多研究不断扩充区位选择的系列观点，认为：在一个既定的地域市场，两种作用相反的力----集聚得益和竞争成本的考量决定企业是否与其竞争对手采取同区位战略。许多研究假定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面临竞争或集聚的企业都有一致的反应：远离竞争，倾向集聚。但诸多的事实却显示企业对竞争和集聚的态度存在差异。例如小型零售商比较偏向低竞争压力的区位，而像Wal-Mart之类的强势企业，却会毫不犹豫的进入一个即使充满竞争压力的地域市场，并最终淘汰竞争者，设立进入障碍。同样，集聚也并不是对每个企业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和好处。究竟何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区位选择战略呢？一些学者探讨企业特性如何影响企业与竞争者同区位的决策。Shaver&Flyer（2000）认为，集聚所带来的得益，如知识溢出，不同企业也会不同，即使对产业领导者来说，其集聚成本实际上可能超过其所得。本文将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继续来探讨企业如何来权衡其面临的集聚得益和竞争成本，以及又如何来据此来形成企业的区位战略。本文重点考察影响企业评估集聚和竞争的两个因素：（1）与竞争者相比，企业能力的“独特性”（企业异质性）；（2）企业在新区位所要从事的价值链活动（研发，生产和销售）。多数文献主要对服务产业的竞争、集聚和区位战略的研究。服务产业里价值链上的不同活动都分布在同一区位（ChungandKalnins,2001），抑或仅仅对价值链上的某一活动进行分析，最常见的是生产环节（AlcacerandChung,2003）。然而，在制造业和跨国公司里，跨区位的价值链活动分工甚是普遍。本文认为，集聚得益和竞争成本的权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价值链上的活动环节，一个活动环节的性质本身较远离产品市场，那么该活动就不会受到更多直接市场竞争的影响，从而更可能在地缘上集聚。活动的集聚性质取决于该活动的共区位级别。例如，集聚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相比于销售活动的研发机构来说更加重要。每个企业有其独特的能力，不同企业面对相同价值链活动，集聚得益和竞争成本也很大不同。本文认为，企业能力在区位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能力强势的企业可以把集聚得益内部化，比如专业化供应商，专业化劳动力等集聚优势，而能力一般的企业却只能依靠集群里现有的这些条件。从竞争角度看，强势企业可以进入任何核心区位市场，并且把其竞争对手挤出，而普通企业因容易招受竞争压力，只能退居二、三线的外围市场。本文将采用2003年在中国的手机品牌厂商和手机代工厂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企业把研发部门、生产单位和销售机构设立在中国各地，即不同的区位选择。鉴于资源在各区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企业的实际区位选择可能根据相应资源的分布状况，或区位特征，而不是所讨论的集聚得益和竞争成本，分析必须与一个零假设相比较：在既定的区位特征下，企业活动在不同市场上的随机分布。与竞争成本和集聚得益关联的企业能力是内在相关的，因此本文采取企业对偶（FirmDyads）为分析单位。这样，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可看作企业对偶相对竞争强度的函数，并且认为既定的企业对偶不会有同等的威胁度（竞争）或得益（集聚），也即他们间各自的竞争和得益是非对称的。与价值链活动在不同区位的随机分布所得结果相比，实际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在区位上趋向发散，而研究机构趋向集中化。这与研发活动能够从集聚行为中得到诸多好处的观点一致。根据企业能力，则能力强的企业较少选择共区位，而能力弱的企业则相反，这也符合Alcacer和Chung(2003)的观点：领导型企业选择与集群分开，目的是为了防止对竞争者不适当的知识溢出。在生产和销售上，低的共区位指数也反映了双方的竞争压力以及从集聚模式中所得利益的不同。明白是什么动机促使企业选择共区位，对一个企业和政策决策者来说颇为重要。对于企业来说能够识别竞争者区位选择背后所隐含的原理，可以因此而调整其相应策略。如提高现有措施以保护其核心技术，留住人才，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抑或在产品市场上增加压力以阻止新进入者。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区位选择作为发展和保护企业竞争地位的手段。作为政策决策者来说，明白何种类型的企业或活动更有可能实现集聚，以便更好的为了促进区域投资来不断优化相关产业政策。2.方法和指数2.1共区位指数为了描述企业子机构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使用“共区位指数”，可以测得两个企业重叠区位的百分比。共区位指数是多元统计分析两向量间相似性测度的一个变异（JohnsonandWichern,1992）。设ta为一个1×n的列向量，如果1=tra，表示企业A在区域R布置有子机构，0=tra表示没有，则在t时间，企业A相对于企业B的共区位指数是：假定企业A和B是所研究产业里的唯一两个企业，若共区位指数为1，表明企业A和B的子机构所在区位完全相同，表明企业A不具有该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企业A在所有它出现的市场上是双头垄断。相反，如果共区位指数为0，表明企业A与企业B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共同区位，因此在其出现的市场上获得垄断利益。如果设定所有区域市场规模为常∑∑==∗∗=∗∗=niiiniiitttttabaabaaabanCollocatio11',''数，则企业宁愿低值的共区位指数，以便其拥有更多的垄断市场及垄断利益。共区位指数可以方便刻画企业区位选择叠加问题。首先，该指数可以把多维变量转变为一个单一值；其次，该指数是基于竞争者的区位选择而来抉择本企业的区位，可以提供一种途径研究企业的相互作用；第三，对于仅包含二元数值的向量的比较，诸如欧几里得距离等流行的相似性测度不具备良好性质；第四，共区位指数只计算值为1的元素，因此仅考虑两个企业或其子机构都出现的区域，而且共区位指数与列向量的元素个数无关，不像相关或协方差法那样，结果会因零值元素的增加而不同；第五，共区位指数是非对称的。企业A-B的共区位指数与B-A的指数是不同的。例如企业A和B分别有5个和2个价值链活动（研发RD,生产PR,销售SL）分布在区域R里的三个不同区位。),,,(21naaaAΛ=),,,(21nbbbBΛ=其中,ia为1×n列向量，niΛ,2,1=。RDPRSLRDPRSL,⎥⎥⎥⎦⎤⎢⎢⎢⎣⎡=000010001321RRRLLLB⎥⎥⎥⎦⎤⎢⎢⎢⎣⎡=001110011321RRRLLLA则4.052'331,==∗∗=∑∑=iiiiiitabaabaC而122'331,==∗∗=∑∑=iiiiiitbabbabC。该结果表明共区位指数映射了竞争的非对称性，也即一个既定企业对偶所承受的威胁度或竞争度是不同的，共区位指数很好的刻画企业对偶的相互关系。2.2QAP方法许多对区位选择的实证文献研究在既定市场为因变量下设立离散区位模型，并把区位特征作为因变量。从客观因素上来分析厂商的区位选择差异（贺灿飞，1999）。但本文将采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第一，本文将假定区位特征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即从总的区位层面来系统考察企业特征对共区位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的分析单位是企业对偶，从而能够刻画企业间的相对位置关系。Krackhardt(1988)指出，当分析单位是对偶变量时，变量的相互独立性假设就不成立。Krackhardt提出了一个基于置换的非参数方法来处理对偶数据的自相关性问题，即二次分布程序（QuadraticAssignmentProcedure,QAP）,该方法首先是由Mantel(1967)引入。QAP比较实际共区位模式和通过置换原始数据矩阵里的行列所得的随机模式相比较。QAP运算程序包括两步。第一步，在因变量和自变量矩阵的各个单元值间执行标准的OLS回归；第二步，随机置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矩阵的行列（同时置换），并计算OLS回归，同时保留所得的R2(r-square)和所有变量系数，该步骤重复500次以便获得一个在H0假设下的经验样本分布。2.3变量分析设定因变量为对偶性质的“共区位指数”，所有的自变量也是对偶性质，测量企业对偶间相似性或差异化多大程度上导致企业的共区位选择。评估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的程序来测度企业能力，该方法共涉及企业成功的四大类因素，包括16项可计量的子类别，它们是：品牌，营销，产品和制造。每个大类别赋予同等的权重，并就具体企业给以每个类别具体分值（0-10）。分值越高，则其在该行业越具有坚实的地位，最后所有类别分值的总和即为该企业其能力的分值。本文采用K-mean快速聚类法把涉及的38个样本企业分为四大类。计算目标企业和基准企业所在层次的差值（△Tierab），即是企业对偶的企业能力差值。如果△Tierab》0,表明目标企业A比基准企业B更具有能力，处于优势地位；反之，△Tierab0，则企业A与企业B相比处于劣势地位。38个企业对偶的能力矩阵(ijFCAP)如下：PtwHisNiaEacMtrΛ383823232101311020113101×⎥⎥⎥⎥⎥⎥⎥⎥⎦⎤⎢⎢⎢⎢⎢⎢⎢⎢⎣⎡−−−−−−−−−−−−−=ΛΛΛΛΛΛΛΛΛΛΛΜPtwHisNiaEacMtrFCAPij38,2,1,Λ=ji2.3.2控制变量1．相似的区位选择，具有高的共区位指数。跨国公司（MNEs）的区位选择通常偏向具有与其原国家具有相似适宜性的区位作为其最初选择，而文化相似性是MNEs考虑最多的一个因素。为了检验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手机产业里是否具有不同的区位选择模式，而来自同一国家的企业有相似的区位模式。本文引入一个虚拟变量ijCOR来表示企业对偶是否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我国现有国内外手机厂商的数量比例，把其来源主要分为美国、欧洲、日本和国内的（按总部设置地来划分：北京，广东，杭州，分别代表了我国目前形成的三大手机生产基地）。2．本文认为进入手机产业的时间也将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所在区位基础实施、投入产品价格或集群的发展变化也会改变最佳的产业区位（Hanson,2000）。后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成的最佳区位，而已存在的企业则可能因不能承担搬迁成本而更换厂址。因而，在进入行业的时间差也造成了区位选择模式的不同。为了检验此时间变量的影响，本文根据每个手机厂商进入的时间并参考Gerrard(1998)的时间范围阶段定义把时间段为四类。第一阶段从1980-1990，这阶段手机行业的无线标准分散，企业注重基础的研发投资，而忽略市场的开发；第二阶段1990-1995，无线标准趋向成熟，生产趋向规模化；第三阶段从1995到2005，市场需求不断增大，手机厂商不断增多，手机生产技术已逐渐成熟，企业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价值链活动上展开剧烈竞争。用虚拟变量ijPRD来测度时间差对区位选择的影响。3．手机厂商所采用的无线标准也会对其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而且认为使用相同标准的企业更加倾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