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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BIBLID1012-8514(2006)37p.145-2162006年6月，頁145~2162006.1.12收稿，2006.5.2通過刊登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沈松僑**提要一般而言，國族的建構有其明顯的空間面向。國族認同通常都與一塊邊界明確的地理疆域緊密相聯，國族成員也是藉由對此國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為一整體。本文便是透過對1930年代大量西北旅行書寫的文本分析，探討近代中國國族疆域的想像過程。1930年代，中國面臨外敵交侵的深重危機，開發西北、鞏固邊防的呼聲應運而生。許多來自內地大都會的知識分子，便是在「救亡圖存」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激勵下，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考察遊歷。這些旅行者，利用一套「自然國族化」的領域性技藝，把西北這塊長期位於華夏世界之邊緣，族群、文化極其繁複多樣的廣大地域，形塑成為中國國族「地理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們所書寫的旅行記述中，西北地區一方面被表述為中華民族發祥起源，孕育中國國族獨特精神與本真價值的「家園」；同時，西北地區的特殊地景也被納入一套國族化的歷史敘述，被再現為銘刻著國族記憶的「神話地景」。經由這樣的論述策略，西北遂從一塊物質性的地理空間，轉化而為中國國族成員共同感情與集體認同所寄寓的象徵空間。不過，西北地區國族疆域化的過程，同時卻也是一個內部殖民的過程。在以漢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旅行書寫中，西北地區的異質人群與文化，雖然被整編納入一個同質、連續的國族共同體之內，卻又只能是國族教化、規訓的客體。1930年代西北旅行書寫所想像出的中國國族，究其實質，依然只是一個披著國族外衣的帝國。關鍵詞：近代中國國族想像國族疆域旅行書寫西北地區*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91-2411-H-001-074）成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沈松僑146一、前言二、「美麗新世界？」：開發西北聲中的西北旅行書寫三、吾土吾民：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疆域的建構四、國族內部的「他者」：西北旅行書寫中的邊疆民族五、結語一、前言1875年，當瑞士國內正為如何建構一套穩固的國族認同，陷入一場聚訟紛紜、擾攘不安的激烈論爭之際，曾經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伯倫知理（Johann-KasparBluntschli,1808~1881），特別撰文指陳疆域（territory）與國族建構之間的密切關係：如果說瑞士人擁有特殊的民族性，那麼這種感覺必然是來自他們美麗的家園（homeland）。……瑞士之外固然也有著高山大川、浩瀚汪洋，然而，唯有瑞士人的家園才能構成如此一個圓融完整、多彩多姿的自然整體，從而在她的土地上逐漸發展出一種共同家園的特殊感覺。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散居不同的山谷、說著不同的語言，這種感覺卻能使他們作為同一父祖之國（fatherland）的子孫，而凝聚起來。1伯倫知理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的疆域在形塑國族認同上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當十九世紀後半，關於國族的文化想像在歐洲開始出現時，疆域即已被視為國族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對德國國族主義運動的先驅赫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而言，國1Johann-KasparBluntschli,DieschweizerischeNationalität(Zurich:RascherundCie,1875),11;citedfromOliverZimmer,“InSearchofNationalIdentity:AlpineLandscapeandtheReconstructionoftheSwissNation,”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40:4(Oct.1998,London),651.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147族正是人民與其疆域之間緊密連結的自然產物。2許多研究國族與國族主義的學者，在界定國族的意義時，也都會把疆域當作國族構成的重要環節。MontserratGuibernau便認為，所謂國族，乃是「一個人群，他們自覺地形成一個社群，附著於一塊明確區隔的疆域，有著共同的過去與對未來的共同計畫，並宣稱其擁有自治自理的權利」。3GuntramHerb甚至強調，疆域安頓（situate）了國族，賦予其穩固的根基與明確的邊界；如果沒有一塊特定的疆域或家園，國族便無從想像。4由此側面而論，國族，正如地理學者DavidStorey所言，是一個疆域的概念，國族主義也正是一套有關疆域的意識形態。5疆域對於國族之所以重要，固然有其現實的政治、經濟功能。眾所週知，現代國族國家需要一塊界線明確、相互毗連的疆土，來界定其遂行正當統治權力的範圍。同時，疆域作為一塊由土壤、空氣與水分所構成的實體物理空間，也為國族成員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一種JanPenrose所謂之空間潛在的物質力量。6不過，上舉伯倫知理與赫德兩人所著重的，顯然是與此有別的另一面向。相較於其物質力量，疆域更為重要的作用，實繫之於其所能掌握與動員之潛在的感情力量。現代國族國家與前現代的帝國，同樣都建立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上，但是，如PerryAnderson所指出者，遲至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依然來自王朝傳承的原則，而非疆域的觀念。7王朝奄有的土宇，只是統治者一家一姓的私產，2JanPenrose,“Nations,StatesandHomelands:TerritoryandTerritorialityinNationalistThought,”NationsandNationalism8:3(2002,Cambridge),286.3MontserratGuibernau,Nationalisms:TheNation-StateandNationalismintheTwentiethCentury(Cambridge:PolityPress,1996),100.4GuntramH.Herb,“NationalIdentityandTerritory,”inGuntramH.HerbandDavidH.Kaplaneds.,NestedIdentities:Nationalism,Territory,andScale(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1999),17.5DavidStorey,Territory:TheClaimingofSpace(Harlow: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1),65.6JanPenrose,“Nations,StatesandHomelands:TerritoryandTerritorialityinNationalistThought,”278-279.7PerryAnderson,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London:Verso,1979),39.沈松僑148而非國族成員所共享的神聖疆域；其所統攝的，只是由無數具有高度歧異性的社會、文化單元所構成的異質空間。8反之，近代意義的國族疆域則是經由國族成員在感情、經驗、記憶、意圖與欲望上的深切投注，從抽象而開放的「空間」，被轉換成封閉而具同質性的「地方」（place），並成為個人與集體認同的一項重要標誌。9用地理學者RobertSack的論點來看，這種轉換，是透過「領域性」（territoriality）的地理策略，被建構出來的社會產物。Sack所謂的「領域性」指的是：個人或群體藉由區劃並宰制一塊被稱作「疆域」的地理區塊，來對人們、現象與關係，遂行其影響與控制。它是一種創造並維持特定地理脈絡的機制，我們便是透過這些脈絡來體驗世界，並賦予其意義。10就此而言，國族打造過程中的一項核心問題，乃是如何有效動員特定的領域性策略，俾將物質性地理環境，轉化而為國族的象徵性空間（symbolicspace）。一如研究國族主義的知名學者HansKohn所言，我們對「家園」的摯愛，並不是一種「天生自然」的現象，而是歷史與思想發展的人為產物。正是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才要求我們「認同於那些數以百萬計，而且我們永遠不會熟識的人們的生活與期望；認同於一塊我們或許永遠不可能全部親身踐履的疆域」。118一個明顯的例證，便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鄂圖曼帝國實施millet制，帝國內部分成許多由不同宗教組成的社群，各自有其不同的法律系統。參見StevenGrosby,“Territoriality:TheTranscendental,PrimordialFeatureofModernSocieties,”NationsandNationalism1:2(1995,Cambridge),145.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0),276.關於「空間」與「地方」的分殊，參看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49；MikeCrang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133~158。10RobertD.Sack,HumanTerritoriality:ItsTheoryand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19,219.Sack對疆域的看法，顯然偏向建構論的立場，至於主張根基論的學者，則往往將人類的領域性現象視為一種「本能」，如StevenGrosby便認為領域性是現代社會一種根基性、超越性的特質。參見StevenGrosby,“Territoriality:TheTranscendental,PrimordialFeatureofModernSocieties”.11HansKohn,TheIdeaofNationalism:AStudyofItsOriginandBackground(NewYork:The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149一般而言，國族主義者最為習見的領域性策略，便是挪用人與土地之間根基性紐帶（primordialattachment）的隱喻，將國族的神話式歷史與其疆域緊密地連結起來。JessicaEvans認為，國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12其與宗教社群等前現代共同體最大的區別，端在於其獨特的想像方式：現代國族國家想像其人民是被繫結在同一塊疆域之上；經由這種想像，國族變成「一塊已被歷史化之疆域的佔居者，也是一個已被疆域化之歷史的主體」。13AnthonyD.Smith則將此一想像過程，稱作「記憶的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ofmemory）。他強調，任何國族都必須訴諸歷史性的地理，作為支撐其存在的有力理據。他們因偶然機緣而佔居的領土，必須被轉換成歷史的必然，土地本身也必須變成一個列祖列宗世代相傳的「家園」。在這塊「歷史的土地」上，土地與人民交互影響，彼此形塑，綿延無數世代。「家園」則成為國族群體歷史記憶的貯存所，一塊「我們的」先聖先賢、英雄豪傑生活於斯、勞動於斯、祈禱於斯、戰鬥於斯的「詩意空間」（poeticspace）。藉由這樣的想像與論述，「自然」本身遭到國族化，特定的地理特色與地景，成為國族歌頌仰慕的對象；而國族共同體及其歷史，也在同一過程中被「自然化」，它的發展，被視為自然秩序天經地義的一部分。唯有如此，國族的土地與地景，才能激發人民大眾的認同效忠與大規模的犧牲奉獻；群體內部原本多元歧異的人口，也才能被融鑄成為一個「國族」。14WalkerConnor更特別指出，在「家園」的隱喻中，透過「血與土」（BlutundBoden）的強大結合，國族的疆域與「祖先」、「家庭」等根基性信念糾結混融，MacmillanCompany,1946),8.12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