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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国及亚洲运用价值投资理念——谢清海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十届Graham&Dodd早餐年会上的演讲2010年10月21日非常感谢布鲁斯•格林沃德教授，我很感谢今天演讲的机会。我想再次对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海尔布伦中心和哥伦比亚商学校表示感谢，当然我也深深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到场。我将尽力与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如何在我们关注的领域——东亚及东南亚运用价值投资的原则。演讲开始之前，根据监管规定，我得告诉你们，我发表的看法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而不是惠理基金的。至于惠理基金，我们是除日本以外亚洲唯一上市的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在日本，也只有一家此类上市公司，所以有大量可供查询的资料来说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公司在2007年由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推荐上市。公司的使命很简单。我们的使命是为东亚及东南亚建立一座价值投资的殿堂。这个想法是鄙人创设的。我过去其实是一名新闻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为《华尔街日报》工作。严格说来，这个使命真正想表达的意思首先是，我们是最早最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其次，我们才是一个中国投资者。这个区别相当重要，因为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我所称的“听消息”的市场。很多人在中国市场买卖交易，完全是基于他们在报刊看到的或某些人告诉他们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按照教科书定义的基本价值投资理念去实行。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走另一条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标准读本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证券分析》。我们确实相当虔诚地运用它，我们习惯称之为“圣经”。但近些年来，我们换了另外的一本书。我不是在推销这本书，而只是告诉你们我们做了些什么。这本书叫《财务报表分析》，其作者马丁·佛莱德森我素未谋面。这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和《证券分析》一样价值非凡。我们做了很多财务模型。我们每年进行了大约2500家的公司访问，不包括电话访问。那是我们力量的真正来源，这只不过是传统老套的调查方法而已。我们擅长的是把价值投资理论应用于实践——这些理论我和我的同事都学习并认真研究过。实际上，关于理论方面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创新的思想可说。但我想我们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感悟，我将把这些见解的实际应用和你们分享。这种实践是我们擅长的。在我放下面的幻灯片之前，我想告诉你们，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很反感类似“要是……又怎样”之类的大问题，那时候我试图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当时的想法是在中国这个非常不成熟的市场坚持价值投资。因为我开始问自己：要是我们能创造一种商业模式——一个价值投资公司来运行，而这个公司不依赖拥有一位（投资）天才、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或某种神奇的黑盒子，结果会怎样？也许是因为市场人士或媒体总是讲战胜市场必须得找个天才或者得有明星基金经理，或者是暗箱操作，我甚至开始猜测是否存在某种阴谋。我对自己说，这可不是做投资的长久之策。所以，我开始问自己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方法，即使是普通人或从大学直接招聘来的新手，经过锻炼也可以成长为优秀的价值投资者，至少在中国市场得到认可？因此，这些问题也成了我的一种探求。最初，它只不过是一个想法，但接下来的15分钟，我给你们解释的过程中，这种想法就转变成了现实。首先，人们必须明白，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就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产品。所以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或谜题的答案就是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其次，我们要做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尽管在某些时候我这样讲会招来非议。我认为我已经取得成功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价值投资过程工业化了，把它从一个手工精品转变成了大规模生产的流程。这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我再给你们做进一步解释，我正试图摆脱依赖天才的投资体制，并努力建立一个体系，转变成可持续可进化的过程。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香港就一直这样做了——有时我们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有时候也想过放弃，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创了一个我个人认为相当有价值且事实证明能够持续战胜市场的事业。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必须从零起步，这只是就创造一个合适的文化来贯彻执行这个想法而言。在这里，我需要翻回去向你们解释我运作的背景。因为和美国市场有所不同，我们所处的市场是个非常年轻和不成熟的市场。第一家中国大陆的公司是在1991或1990年上市的，我记不清了。有一家叫“华晨”的公司，在美林的帮助下在纽约上市。那是第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现在它则是宝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惠理基金发展得太快了，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专业诚信的文化做深做到位。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有时会听到一些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证券市场里一些非常基本的职业理念本应在新人刚来的时候就给灌输进去，例如：客户利益第一、交易透明、识别和谨慎对待潜在的利益冲突等等……然而，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在我们业界，在我们这个领域，很多人从未听说过这些观念或者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实际上称不上是第一件事，但在90年代中后期也算是第一件吧），是我总结了我称之为“我的承诺”的承诺书，要求员工一一签字。我把它裱好后放在他们的面前，放在电脑前面，这样能够时刻提醒他们。我们做了许多这样的洗脑的事情，我们精心准备了确保彼此承诺的仪式，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承诺。这里是一份承诺书，大体上囊括了所需的基本观念，因为价值投资真正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哲学，也是对现实的深入探索，但如果你没有找对理智且诚实的人，那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完成使命。现在，我开始讲实际的投资流程。当我使用如量产和工艺工业化这类词汇来表述时，我真正的意思是我已经把这套流程拆分成了一系列的技能。上过大学的普通人就可以完全掌握每种技能，而且操作流程是可以学会的、能够重复使用、具备持续性，而且可以升级。这种技能肯定不是魔术，也绝不是由什么天才才能驾驭的，而是上面（注：指现场图示）这些我提到的。我将向你们展示每个技能，开始我会用我制作的一些图来传达我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中一张表达的意思是令我非常泄气的想法，即：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例如美国总统，他毕竟也是人），他的卓越潜质也被人类的局限性所界定。但如果可能，我真正希望的是一种超越人类局限，类似“超人”的运作方式或状态——于是我想到“蚁群”这个概念。有一种说法是，万一发生全面的核战争，人类将不复存在，但蚂蚁会。为什么呢？单个蚂蚁或许是相当笨的生物或昆虫，但靠社会化的程序把生存和生产连结在一起，他们就会难以想象得强大。你们不可能真正将它们斩尽杀绝。他们不断繁衍，不断进化。最后，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据说这是他讲过的话，我太年轻所以不确定。有些事情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是很社会主义的公司。对此我不再细述，人们已经把我们比作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我们正做的是将每种技能分解成若干步，以下就是这些被称为七个专业技能的步骤。很明显，第一个技能，在于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技能。我们有一个计分模型，我们把它的每一个部分称之为A、B、C、D。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原创思想的技能上，我的得分是A，但不幸的是，在其他一些技能上，我的得分大约是C。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和弱项，但凝聚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所以，对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价值投资者来说，独创思想的关键是要找到和市场上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想法。也许我应该在展示板上标出来。我会一步步告诉你们每个技能，强调我们通常做培训时的每个技能的要点。在原创思想的技能上，我要求得A。我们面对几千只股票：台湾、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我们惠理基金，还有一些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股票。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所有股票分为一、二、三类。第一类是被低估的，如果你为我工作或在我的团队里，你的工作就是必须设法找到第一类股票，然后对它做研究。第一类股票是被低估，第二类是估值合理。我们发现许多卖方的经纪人倾向于推荐第2类股票。如果你打车，出租车司机告诉你的股票大概就是第3类了。所以，在技术上，我们的目标是买第1类股票，在第2.5类（注：介于合理与高估之间）时出售。后面我会开始细述这些问题，但目前我只是把理论告诉你们。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类型的股票，往往是从那些没有人感兴趣的、不受欢迎的（绝对不是股票指数），或者有什么坏事发生了的股票中选出。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在现实生活中是相当困难的，也许是因为亚洲人的文化和人性特点，人们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不愿意伸出脖子去冒险关注那些不受欢迎的公司的股票。与中国相关的股票市场里，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第一类股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市场，总是趋势驱动。因此，当股市下跌，这些公司很快就会失宠，事实上这的确是可以预测的。现在，如果你能找出不错的第一类股票，接下来的步骤是开始观察和研究它。记住，我说的这是技能2。调研，现在对于像惠理基金这样的公司来说，我觉得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一样，要在人才智力方面冒尖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有标准化的数据表，我们关注所有明细，财务数据和数字运算。而在研究中国方面，可以说唯一的新东西是我们一直在逐渐远离定量分析，趋向定性分析。在我最初开始投资的20世纪90年代，具有优势特色业务的企业在中国还很少。实际上你只能以很便宜的交易价格去买进很糟糕的公司，这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其中有一些公司解体了，或当有新的竞争者进来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因此，我们当时很像是一批典型的传统型价值投资者，都想多吸最后一口免费的烟屁股。但最近几年，趋势变得令人鼓舞。你会发现有更多的公司，或许能用不错的特许经营来描述。即持久优势，我们称之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且在数字上也很难被量化。你需要关注其管理和商业模式的特点。但总的来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具有3R特性的股票：好的生意（Rightbusiness）、好的管理(Rightpeople)和好的价格(Rightprice)。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看到一种趋势：惠理原来强调的“好的价格”，正越来越变成“好的管理”和“好的生意”——因为这曾是我们唯一没发现的。第三个技能原本不被视为一个技能，直到我开始意识到，其实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可教的技能。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决策不足，尽管我们的团队有将近30人左右，其中不乏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但没有几个人愿意冒险做出实质性的决定。我们称那为缺乏“杀手的本能”——这是我常用的一个短语。你知道，在文明社会，没有人真的想杀死任何人。我们公司有一个已经离职的人，大家称他为OTOH先生。OTOH意思是“另一方面”。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词，这类分析师总是给你一份大约30页厚的分析报告，你需要花费半个晚上来阅读，可读到最后却是“然而、如果、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如你所知”之类不知所云的结论。所以最后你都不知道他建议你做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所以，我努力从我的公司里清除类似OTOH这种人，但这并不容易。我也开始意识到这完全可以进行训练，并且这对做决策是一件好事。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其中的一个线索是从佛教哲学中借鉴的，我是个佛教徒。佛教里讲当你试图分析什么时，你要从平衡等式中去除自我，你的自我意识。在分析中掺入“自己”或你的“自我”意识，掺入你所感知的自我利益，你所需之信念，你就会曲解本意，因为你的“自我”已经干扰了正常的分析。因此，应从分析中消除“自我”的主观意识。现在，接下来的提示，我们称之为“交易结构化”。这又是顿悟到的，因为我开始认识到，按照香港本地的标准，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不管怎么说，我们在香港这一小块丛林里是大家伙，我们可以从经纪人那里要求良好的待遇；我也开始认识到，基于我们的研究以及想法，如果我们决定购买某个的公司的股票，我们不应该只设法去股票市场购买。我们应该直接去找公司说“让我们做个交易”：我们将买你的公司5％的股份，而你通过一个股票大宗交易的形式或是美国人称为“私募投融资”的方式，我认为，这种交易方式代表了私下与公平。你总是能得到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折扣，或者你能用可转换债券的方式获得。我有一个例子供你参考，大约一年前，有一家在纽约市上市的公司——美国资产管理公司（AffiliatedManagersGr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