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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2009-08-20主讲人：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种。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请记住，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读书”为何成为“风景”“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有一天国民党元老陈铭枢请学者熊十力吃饭。熊十力面对浩浩长江，大发感慨，而陈铭枢则背对长江，看着熊十力。熊觉得很奇怪，说这么好的风景你怎么不看？陈答曰：“你就是最好的风景。”熊十力听了很高兴，哈哈大笑。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了。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值得你我好好追怀。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不够，还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的绘画：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就因为这场面感人。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相比之下，下面这幅照片更让我震撼：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行旅”同样可以入画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材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很忙碌，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这篇《旅行》就出自他四十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四十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录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