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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由于本人学疏才浅，今天顺延由我来主讲“儒家”，诚惶诚恐，重在抛砖引玉。下面，我打算用“一三四三”即“一字”“三儒”“四阶段”“三意识”，来阐述儒家思想。一、对“儒”本意的理解《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需”是“濡”、“偄”、“儒”的本字。雨，既是声旁也是形旁，是俗体金文对正体金文字形的误写。需，金文（大，成人）（水，汗），表示一个人腋下、腹背出汗。有的金文误将“大”字上部的和“水”写成了“雨”，误将“大”字下部的写成了“大”。篆文则误将金文字形中的“大”写成“而”，字形面目全非。当“需”的“体虚盗汗”本义消失后，篆文再加“人”另造“儒”代替。造字本义：形容词，体虚盗汗，软弱无力。隶化后楷书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需字从雨从而，“而”本义为“胡须”，引申为“柔软的”，转义为“柔和的”。“雨而”指雨下得缓和而有节度，即不是暴雨，暴雨会打得庄稼七零八落；也不是久旱无雨，久旱无雨会使庄稼渴死。只有和缓而有节度的雨，才是人们需要的雨。”《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生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帮助贵族办理丧葬事务或帮助贵族执行相礼以谋生的司仪。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巫师、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倡导人殉为厚葬，厚葬遭到墨家的极度反对。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在劣币驱逐良币，蛮荒不化的异族统治的元代，忽必烈把种族区别对待搞成制度化，抛弃了儒家的“礼制”，这是元朝政治问题的总的根源所在。元代的汉化是处在一种“夹生”状态，半生不熟，把游牧民族那种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酋长的随性作风带进来了，于是宗法礼制下儒家子弟的地位最低，被称之为“臭老九”，据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地位比娼妇还要低，稍稍胜过乞丐，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而儒生则随时有生命危险。二、儒家、儒学、儒教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儒学是儒教推出的教学方法，曾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使用儒学教书育人、管理社会。“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相同也不同。三者都是儒教文化产物儒术，儒学作为一种学说，侧重于学术体系；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存在，儒教群体，注重其学派特性；儒教是一种信仰，强调的是教化体系。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加深认识。中日韩三国对“儒家”“儒学”的用法不太一样，中国很多场合用“儒家”，日本比较喜欢用“儒教”，而韩国称儒学精神。在这里，我想重点阐述一下儒教。首先，我们谈一谈儒教的起源。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道家的黄老之学和无为而治已经不能满足汉武帝的统治需要了，他想让自己成为“万事之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绝对权力独裁者。这个时候，董仲舒不适时宜地抓住有利时机上书——“天人三策”为皇帝解决了疑惑，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积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标志着儒家文化的脱胎换骨。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其次，我们谈一谈儒教的祭祀。《礼记.曲礼》说道:“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比如天坛、地坛等就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地方。而诸侯或者封疆大吏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祈雨”。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视学，也须祭先师。天子出征归来，要向先师行献俘礼，报告成功。”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待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一般采取“招安”“禁止”和“不收不禁”三种态度，所谓的“招安”即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龙王、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等。现在，此类场所都成为了民宗部门所管理的民间信仰场所了。最后，我们谈一谈儒教的教义。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即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记：《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再加上一本《尔雅》，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的是《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直到民国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三、儒家思想的发展史儒家分为广义上的儒家和狭义上的儒家，广义上的儒家起源非常早，即中国社会有祭祀活动以来，就产生了儒家，而从“三皇五帝”之首伏羲创立八卦开始，而后由神农炎帝作了《连山易》，轩辕黄帝作了《归藏易》，周文王作了《易经》即《周易》，《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被儒家和道家共同信奉的经典，广义上的儒家自成体系，蕴含着“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而今天，我们重点探讨的是狭义上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探索实践阶段。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孔子终生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孔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构成古典儒学。古典儒学大体上是在公元前200年以前提出的儒家学说。中国古代所谓儒家经典主要也跟早期的儒学思想有关系。比如今天讲的《论语》《孟子》，所以中国人习惯把儒家的理论叫作“孔孟之道”。二是正统确立阶段。西汉时期，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董仲舒倡导儒家思想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外儒内法”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深得汉武帝赏识，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此外，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三是发扬光大阶段。儒家思想历经“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等乱世之后，发展到宋代，形成道学，逐步发展为理学思想。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全新儒学，是宋代以后的封建社会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确立封建等级宗法秩序。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六月，著名的鹅湖之会看成儒家思想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巅峰辩论会，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正面交接，就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的鹅湖书院内，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走一走。四是另辟蹊径阶段。南宋灭亡后，随着元朝的种族歧视、明朝的闭关锁国和清朝的愚民政策，传统儒家思想逐步走向没落。各类儒家思想的光芒闪现，但均在当时未形成大气候。如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强调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的集大成者。明后期的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抑制商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工商皆本”的思想。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王夫之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倡导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清末民初的何子渊以“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弘扬儒家文化，创导新学，摒弃科举，并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这些儒家学者想要寻找答案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回归儒家经典，去圣人的著作中寻找答案，真正关心的不是现实而是理论，并没有采取实践归纳的方法去探究。所以，他们只是儒家传统世界内部的分歧而已。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义仁孝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同时，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构建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在西方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就是ThePath—ANewWaytoThinkAboutEverything，直译过来就是“道——认识一切的新方式”。我个人认为，儒家的“权变”和“知命”思想，在当代的应用价值最高。权变，就是变通，相当于“知行合一”，权变是中国人变通的智慧。孔子在《吕氏春秋·子贡赎人》中，对子贡赎人但不取补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子路救人而接受赠予的牛表示赞赏。孔子认为，每一个具体的场景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一直在变化，应该通盘考虑当时的情景，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单一的伦理和思想，如果排除了人的情感等所有复杂因素，那这样的思想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完全不能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如果我们不懂得变通，只会依照固定的法则或标准去应对，那么就不可能做出合情合理的决策。好的决策，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具体情况的了解，还有对于整体事件的把握。事实上，没有哪一种伦理或道德的法则可以凌驾在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之上。而“知命”，就是认识命运，尊重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提高预见性和主动性，创造条件应对变化，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就是告诉我们，提前预判墙壁要倒，就不要站在即将坍塌的墙壁下面。如果我们还是浑然不知地站在墙下，被墙砸到，那么就不能抱怨这是命运的安排，只能说自己没有做到“知命”。长期浸染在这种思想里，中国人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艰难困苦时也怀着希望。这都是源于，我们相信生活中总有意料不到的安排。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近现代以来，儒教体系的完善和它对人们探索精神的窒息，传统的儒家思想限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