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as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