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儒家“大学”观及其现代价值阐释姓名：肖之进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教育学原理指导教师：韩钟文20070401儒家“大学”观及其现代价值阐释作者：肖之进学位授予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相似文献(10条)1.期刊论文宋宽锋.SONGKuan-feng试析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兼评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理论事实,李明辉的新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可被看作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存在和延续的又一佐证.但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的结果,是以对现实的思想过滤或者将现实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为前提和特征的.反过来,这也决定了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维度和内在理论能力,换言之,在儒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考尚未开始.2.期刊论文蔡仁厚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5(2)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3.期刊论文刘国强从人生之艰难、罪恶之根源说儒家返本开新的道德教育进路--新儒家唐君毅的启发-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12(3)道德教育是一个牵涉到不同层面的复杂工作,但根本在于培养好青少年品格单纯的心灵,并以此心灵作为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分析了人生求食、求偶和求名之苦累,并从超越人生艰难苦痛的角度确立了道德教育的重要.道德教育的基础在于面对苦难时的不忍之心,其进路在于不畏艰难追求真善美的神圣世界,通过道德人格的锤炼,返本开新,回归本心.4.学位论文黄海啸张君劢人生哲学研究2006张君劢(1887-1969)，江苏嘉定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文化、政治、哲学、宪法领域都十分活跃、颇有成就与影响的政治家及哲学家。他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其发起“科玄论战”，将“人生”问题纳入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二是其以儒家思想为进路，推进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并为近代中国引进宪政思想的千秋“事功”，被后人称为“宪政之父”。“人生观”是他依照儒家心性之学，回应时代新问题，在内圣层面所做的超越与创化；而“立宪之事功”则是其开创的外王事业。作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不仅从理论上建立起以“万物之有”、“致知之心”为核心范畴，以“自力更生之多形结构”为特点的新儒家思想体系，而且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更多从儒家践行层面上建立起宏大的外王事业。他曾自述“徘徊于学问国与政治国之间”，如果说学问国是其对儒家内圣的探究，政治国则是其外王的开拓。一般而言，海内外学术界肯定张君劢作为政治家、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建设、宪政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影响，但对其作为思想家的学术理论体系往往研究不多，评价不高。这无形中削弱了张的影响，也泯灭了其作为新儒家所阐发的人生哲学智慧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所应有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本文在广泛吸收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人生观问题”为切入点，探索研究张君劢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全文共分七章，就张君劢新儒家人生哲学体系做出了分析与综合评价，旨在揭示其人生哲学体系的内在意蕴与独特学术价值。第一章通过对“中国近代文化流变”、“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分析，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问题的凸显，既是“救亡图存”实践的当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其中，“人生观”则是这种近代文化“人”的凸显与转向之枢纽。第二章考察了“科学”概念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国近代的“科学”话语，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话语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是由两种不同学科背景、知识背景的群体营造而成。“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哲学命题的提出，是通过将“心理学”、“社会学”排除出“科学”的范畴，来论证以寻求因果律为归宿的科学，无法解决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因为人生和社会的范畴，即“人生观”的范畴，属自由意志的范畴。第三章重点阐述人生观的基础在于玄学。在张君劢看来，玄学或者形而上学，是研究超越于知、情、意之上的精神生活或精神现象的唯心论的本体论，其核心论域，是研究自由意志问题；而自由意志或生命意志乃是能统率精神生活乃至物质世界的世界的本体。他从唯物、唯心，工具理性、实践理性二元相分等角度，阐述玄学之特点，论证科学对于人生观之无能为力，唯有玄学才能为人生观立法。这一命题，颠覆了原来的科学分类谱系，直接将“儒家哲学”直接与“人生观”打通，建构起儒家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玄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可能。实际上，科学与玄学的论证，仍然是传统儒家“义利之辩”在经济社会或现代性话语系统的重现。第四章剖析了人生观的主要特征。张君劢新人生观的提出与人生观特性的论证，是从比较科学与人生观之异同开始的。受倭伊铿、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继承康梁致思方向的基础上，张君劢强调人生观的主观性、单一性，同时坚守其皆起于良心之所命。通过新人生观的建立，使之成为新文化建设的枢纽。第五章论述了新人生观建设之道。在张君劢看来，新人生观及新文化是儒家的新内圣，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则是新儒家的新外王，内圣是外王之本源，且内圣外王同时并在的。张君劢比较了中西人生观之不同，概括了中国传统人生观之特点，强调重建新文化所需之新人生观的基础，即中国传统人生观贯穿中国传统学术的全部内容，是传统学术的核心部分；重视心性之学的传统；超越的形上性；重视生生不息之彼岸世界之现实生活。但他更提倡新宋学。他认为宋学是孔孟儒学的一脉延续。他提倡新宋学，就是立足儒家立场，肯定旧宋学承继孔家真精神、超越原始儒学之学术形态，建立一个逻辑结构严密的回应时代问题、成功处理异质文化的新儒家哲学体系。张君劢人生观的思想源头是康梁的心学。张君劢关于儒家的新人生观体系建设的具体方案，是其新儒家之新的“心性之学”——“新宋学”的具体化，他的“心性之学”与康德、倭伊铿、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志同道合”，都是从人的心性出发，重视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与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是传统儒家“德性的理性主义”与西方生命哲学结合的产物。第六章阐述了新人生观的目标。张君劢所谓的“健全国民之方法”、“人格之自由发展道德”，是他透过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会通，阐发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的儒家人生理想，形成了他为现代中国建构立国之道的哲学基础。它既是张君劢新人生观的目标，也是为实现中国传统人格现代转型而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第七章着重论述了新人生观的意义。晚年的张氏与前期相比，其思想更多地做一种收摄，让精神或思考聚焦于“内圣”，从而带着“现代化”的背景与，向世人证说中国乃至世界所必须的“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集中表现在，张君劢阐释文化改造与儒家思想复兴的现实意义，把更多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确立改造中国之起点，怎样把握文化转移之枢纽这个核心问题，以及如何寻求儒家文化之支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领和对未来中国文化蓝图的设计，表现出这位新儒家代表接触到当代世界文化难题时，尚未作出深刻解答时的复杂心态与更多的期待。因此，张君劢对于新文化的研究，是从人生观入手的，因他坚信“人生观是文化之核心”，建构新文化，要从塑造“新人”开始。这也是本文选择研究其人生哲学的原因及意义之所在。张君劢人生哲学以新儒家心性之学为致思方向，从比较中西人生观异同入手，检讨中国传统人生观，以重塑新人，复兴民族文化，改变了近代文化史上重“破”轻“立”的状况，避免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斩根性破坏”。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现代化对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内发性，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历程而言，“外在冲击”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股重要思潮，分别完成了这种对于中国文化重塑所进行的矛盾统一的破与立的过程。本文认为，这种由“破”而“立”的转折，是由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发起、完成的——而其肇端，是张君劢先生发起的近代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即“人生观”的提出，则引导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由器物、制度的外求而转为内在的“新人的重塑”。因为“科玄论战”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变革转型之际，社会发展取向的两种截然不同意见的论争，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实质上这是任何国家现代化都必然遇到，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它涉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史的角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社会结构的角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全球的角度)等重大问题。新儒家选择了从比较中西人生观之异同入手，来检讨中国传统人生观，以重塑新人，救活中国，复兴民族文化。张君劢人生哲学肯定了儒家的正面意义，承继了儒学的真精神。在近代，儒学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又获得了新的认同，尽管历史的选择不同，但它所围绕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儒学与近代(现代)化的关系。这种历史现象表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传统，对它的态度固然可以各异，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新儒家较多地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儒学的正面意义，并由此肯定了近代(现代)化过程与传统的联系，从而为缓解近代化与传统的紧张作了独特的努力，但由认同儒学，新儒家又导向了儒学本位论，主张由内圣丌出新外王，这一思路往往很难避免内圣压倒外王的传统框架，后者的逻辑结果则是抑制现代化的进程。总之，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的近代命运展现为排拒与认同的二极对峙，而在这种对峙的背后，则是对近代化方式的不同选择。如何超越如上的二极对峙?换言之，如何对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做出更为合理的定位?当现代化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突出了。本文提出，面对新儒家当代命运的这种“二极对峙”，张君劢在当代新儒家中以最开放的心态、最深刻的关注现实重视践行传统(如其称颂颜元)，本“道并行而不悖”之精神，广泛吸纳古今中外一切自认为契合儒家意蕴的哲学智慧，在超越了心物二元的旧宋学基础上，“新理智达于新道德”，建构起“自力更生之多型结构”的儒家的新人生哲学体系——本于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宋学思想体系，很好地解决了人的现代性及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在思想意识日益丌放、社会日益急切呼唤具有民族特色、承继民族文化真精神的新文化的今天，抛开一切政治成见，重读、借鉴张君劢先生从新儒家立场出发所建构的关于人的现代性与文化的现代性给出自己独创性见解的人生哲学体系，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下学术界丌始或正在讨论的现代性问题，张早已涉及并有了很好的解决。5.期刊论文刘清平.LIUQing-ping后儒家论纲——儒家传统的自我否定与重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1)所谓后儒家之后,是相对于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意指后儒家根本否定它们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和特殊主义架构.所谓后儒家之儒家是就延续儒家传统自身而言,将它包含的种种健康因素以一种新型异质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出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6.期刊论文孔令宏.KONGLing-hong现代新儒家与新道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6)新儒家是接着历史上的儒家往下讲,而不是照着讲.历史上儒家与道家有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顺此而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马一浮等人都在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对道家思想有所研究与吸收.现代新道家同样是接着历史上的道家讲,是对道家思想形式与内容的某种创新.现代新儒家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