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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向自我向他人价值导向的转变——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指的是青年对人生目的、意义、态度、生活准则等与人生终极目标、理想相关的现象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它是青年的价值观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将对青年人生观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来展示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及其特征。（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回顾这一历程，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中把握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发展的脉膊。众所周知，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在那个政经合一的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也与社会总体价值观一致。其人生价值的指向是“无我”和“忘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人生价值观发生变异而带有强烈的绝对的排他性。极左思潮在给我们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建设恶果的同时，也扭曲了人的灵魂，塑造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圣人”价值观。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政企分开到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的确认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20年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思考的光芒。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生观的变化作全过程的分析，便会发现有不同的阶段。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发展有四个基本阶段：(1)1980年，主要特征是以潘晓的“人生观”讨论为主题；(2)1981年至1985年，主要特点是开始以一种多取向的、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新的价值观念；(3)1985年至1989年，主要特征是价值观的高期望值与低评价率之间发生冲突；(4)1989年至今，主要特点是人生价值观趋于现实（谢维和，1993）。另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嬗变轨迹经历五个时期：(1)70年代末，价值观的解冻、复苏期；(2)80年代初，价值观的批判，讨论期；(3)8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裂变、探索期；(4)80年代末，价值观的冲突、分化期；(5)9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筛选、重建期。（杨雄，1997）上述见解对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的发展作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但事实上各阶段或各时期之间往往很难作出如此细化的科学界定。特别是社会发生的变化与人生价值观变化之间的那种必然联系、那种标志性的相互作用，体现得不够请晰。笔者的意见是分成两个阶段：(1)8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是“人为什么活着”；(2)9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是“人怎样活得更好”。这样的划分似乎是以时间座标为出发点的，其实不然。笔者的意见恰恰基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革。80年代，正是中国大陆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进入一个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90年代，正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大陆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在这鲜明的时代背景下，相应地在青年中间发生了有关人生价值观的两场重大的讨论。第一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80年4月。北京二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人生的路呀，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信发表后，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短短一个月内，编辑部和作者潘晓收到的稿（信）件达2.5万多件。同年7月《中国青年报》也应读者要求，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讨论的背后蕴藏着“人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由此形成8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变化的开端。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展示了他们思考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关于影片《沙鸥》中的沙鸥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讨论（1981年）、关于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中麦克唐纳是否等于雷锋的讨论（1982年）、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张海迪是否幸福的讨论（1983年）、关于故事片《人生》放映后对“人生”认识的讨论（1984年）、关于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是否值得学习的讨论（1985年）、关于长江漂流那种冒险精神的讨论（1986年）、关于希尔顿饭店招聘员工事件的讨论（1987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问题的讨论（1988年）等等。80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造自然而然地引发观念的变革。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控制和引导手段，旧的价值体系的动摇并没有导致一种较为成熟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陆建华，1991）新旧观念并存的复杂局面引起人们包括广大青年的思想混乱，理想的人生之梦与现实的生活之路充满矛盾和冲突。广大青年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青年认为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从思想的苦闷、徘徊到孜孜追求一道道有关“形而上”的人生难题的答案，这种不断的探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提高。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通过矛盾和冲突而趋于多元化和个性化。第二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91年12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这封来信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的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小得多，但它揭示了新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标志着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以来所组织的与上述命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就有：关于“‘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的讨论；关于“从自身做起顶用吗”的讨论；关于在企业当“一个主人的困惑”的讨论；关于“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的讨论；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的讨论等等。进入90年代，中国的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同于80年代的相当显著的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对不断涌现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青年如何学会选择便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课题。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少了些坐而论道的东西，多了些“俗”而实在的内容。从宏观思考向微观思考转变，从追求理念到强调操作性，在本质上是宏观思考的深化。因此，思考“人怎样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不再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只不过中国青年在今天更多地思考前者而非后者，只不过在思考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时更加现实而非浪漫。某种程度上，学会了生活选择，就等于拓展了人生道路。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经历了新的矛盾和困惑而趋于现实和成熟。在这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顺应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我们已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并且正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迈步。上述不同社会形态相应地塑造不同的人的社会性格：传统的、自我的、他人的。（里斯曼，1950）其实质就是三种不同的价值指向。我们发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就经历了从传统（这里的传统不仅是指农业社会给我们所留下的某些封建传统，而且还包括受左的影响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没有选择余地的单一价值观向自我的多元化的价值观转变，并且正在呈现出为适应社会发展而选择的环境、时尚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导向的价值观。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生价值观演变在方向上是吻合的，在进程上则是因为中国社会急剧的巨大的变迁而表现出浓缩性的特征。对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阶段的分析，虽然离不开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我们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从价值观演变的动力角度看，还有着主观与客观方面相当复杂的因素。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旨，对此需要另行论述。（二）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处于一个自我价值导向和他人价值导向并存、自我价值导向为主的时期。80年代以来，青年中的自我价值导向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强化。一方面因为青年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人生阶段，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变革大大促进了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发展，这样，青年对自我价值评价的肯定，在其人生面前以及在社会面前凸现出来。许多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现状。1986-1987年实施的一项有关北京市大学生人生观的大型调查显示，（注：北京市大学生人生观调查，由清华大学刘庆龙等人实施。样本数为2723份。）被调查者对人生“自我设计”的态度，持“赞成”意见的占79.4%，“不感兴趣”的占11.7%，认为“提法不妥”的占5.4%，表示“反对”的仅占2.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年对自我的看法和评价：力求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愿受外部事物和他人的摆布与约束的一种人生价值意愿。（谢维和，199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6)》（注：资料来源于该报告中的专题报告之一：《1996年中国青年思想道德与文化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共发放问卷5524份，涉及20个省市，研究对象为16～35岁。），也用“自我实现”来概括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特征。在该项研究的问卷中，有“您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被调查者的回答如下：“实现自我价值”为77.5%，“无私奉献”为10.7%，“发大财”为9.4%，“有很大权力”为2.5%。与人生目的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努力工作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结果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为50.3%，“多赚一些钱”的为29.3%，“为国家集体多做一些贡献”的为14.3%。这表明大部分青年人把“实现自我价值”作为人生?如前所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在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从自我价值向他人价值导向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而是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变化，是一种在总体上是自我价值导向而某些方面存在他人价值导向的“矛盾”现象。按有些学者的意见，受环境、时尚等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价值导向，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本质体现，它造成了一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消失。因此大众文化（他人价值导向）具有消费至上、愉悦至上；整体性消失；深度感消失；广告效应等一系列特征。（许纪霖，1992）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动态的变化可以作为论证他人价值导向趋势的判据呢？我们知道，人生观是个大题目，它包含一个人对苦乐、荣辱、生死、幸福、事业、爱情、婚姻、友谊等众多问题认识和态度。这里，笔者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某些内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一，当代中国青年在苦乐观上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80年代在部分青年中已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9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的“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取向的演变”的课题研究（注：80年代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完成，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价值观与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该项研究问卷样本4000份，涉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序的9个省市。）（下面引证80年代的资料，出处相同），向我们提供了80年代青年对理想与物质的追求在总体上倾向于精神追求的结论，虽然那时理想主义已经淡化，而物欲正在抬头。据其1988年的调查，有超过3/4的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的说法持赞同态度，其中45.92%的人持“赞成”态度，“有点赞成”的占30.05%，持“反对”态度的仅占6.38%，15.0%的青年“不太赞成”。1990年对这一说法再度调查，发现赞同的比例下降（仍高达63.82%），反对的比例上升上了一倍。（陆建华，1992）而1996年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青年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强于对精神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被调查者对“拼搏一场，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生活需求与“工资高、待遇好”的择业标准作出评价，结果对后者的肯定比前者高出14%。中国青年对物质待遇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到看重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