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

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黄伟(布依族)语言和文化是紧密联系着的，它不仅是传递和积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和保存者。语言是一个民族构成的主要要素之一，它维系着全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因而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布依语是布依族的重要标志，它随着布依族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讲这种语言的人们(即布依族)的历史一样一长远悠久。它记载了布依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所有图景。布依族所创造的各种人文现象，以及能被布依族人民所认识到的部分白然现象都能在布依语里(主要是在词汇平面上)找到各自的对映点和“影子”。布依族的有些文化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而消失。由于布依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语言中反映这部分文化现象的语词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有的文化现象却仍然顽强地留存在现代布依语口语之中。由于语言具有这样的稳固性、延续性和“化石”作用，因此，利用语言材料探索布依族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是可能的，尤其对历史上长期没有白己文字的布依族文化历史更为重要。虽然对语言材料的分析可能有点“偶然性”和片面性，但是当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结合出土的文物、汉文献资料以及今日布依族的各种风俗习惯等一起综合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还是较为可信的。本文拟利用现代布依语口语中的语言材料(主要是词汇)，挖掘出深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内蕴及残存于语言中的文化遗迹，探索布依族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现象，从语言角度对布依族文化有个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一、某些历史进程的投影语言是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而约定俗成的结果往往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和社会烙印。故人们说“语言是历史的见证”。德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格林明确地宣称:“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①布依语中也有许多语词反映了布依族的某些历史进程。例如，布依族谚语Buxgvaailgosdiehjac，buxqvaxgosmeehnazo(聪明人先顾秧田，愚笨者只顾大田。)句中的“meehnaz”是由meeh(母)和naz(田)组合的合成词“大田”。布依语中这种以meeh(母)为大的合成词还很多，如meehdah(大河)、meehraangz(老笋子，大竹笋)、meehfaix(大木棒)、meehfengz(拇指)、meehdinl(脚拇指)等等。这种构词法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母权制在布依语中的残存。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女子掌管经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于是就以女子(母)为大，以母为好为正，这是极为自然的事。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原始公社解体，父系在家庭中开始占主导地位。财产继承权，由母系改为父系。父系制社会的确立，男子受到极大的尊重，这在布依语许多合成词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试举几例，如称“父母”为bohmeeh，“祖宗”为bausyah，“夫妻”为“gvaanlbaz”或“jaaucyah”等词中，boh、baus、gvaanl、jaauc都为男性，meeh、yah等为女性。这些合成词均是把男子排在前，女性排在后。现代布依族社会也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父系家长具有很大的权威，长子享有较大的继承权，只有长子才享有“吃三朝酒”(genllaucnyeezsaamlhadt)的权利。弟妹均要听从父亲和长子的话。故布依族有“bohlixbixguehbyaail，bohdaailbixguehgogt”(意为“父健兄为次，父逝兄作主”)、“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和“风吹吹大坡，有事找大哥”之说。这些都显示了父权制的影子。布依族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目前的学术界意见分歧，颇有争议。否定者认为，目前的证据不充分，奴隶制社会不明显。承认者从布依语词duezweis(奴仆)入手，寻找奴隶制社会的“遗迹”。如滕雷声同志的《从语词上探讨布依族的奴隶制》一文便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②望谟县平绕一带的布依语称土司的家仆为duezweis。duez是布依语表示动物类名词的词头。duez的重迭形式duezduez是“牲畜”的意思。weis是“奴仆”之意，今日望谟县农村的布依族还用weis当作自己的谦称和卑称。duezweis这种构词形式表明“历史上统治阶级把‘维’(weis的音译，笔者注)这种人看作如同牲畜一样而归为一类，同属一个范畴。”因此，滕雷声同志认为duezweis一词的“原词义大概是奴隶社会的表达‘奴隶’概念的旧词”，只是后来由于社会的变化，duezweis的词义才由表示“奴隶”的词义转变为“家仆”的词义。作者通过分析并结合今日镇宁扁担山一带布依族的习俗，认为布依族曾经经历过奴隶社会。③虽然这个结论还需要大量的材料加以证明，但它也许是我们了解布依族古代社会这一大“辞书”的索引，打开历史迷宫的“金钥匙”。二、“稻作文化”的折射(一)地名折射“稻作文化”地名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符号，是一种二元信息符号系统。它除了有一定的字面意义外，还隐藏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常常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足迹。帕默尔(L.R.Palmer)说:“地名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家和考古家的话。”④按照地名学的一般原理，最初的地名与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是相关的。从大量的布依语地名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历史上布依族赖以生存的空间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以望谟县地名为例，除少量的其他民族语地名(如汉、苗语等)和双语地名(如汉语和布依语)外，余下的均是布依语的汉语音译地名(简称为“布依语地名”)，约占全县地名总数的60-70%。这说明了布依族的先祖是当地的最早开发者和定居者，是个本土民族。其他民族是在它之后才搬迁进来的。布依族先民为开拓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等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汉文献典籍记载的该地区是古越人活动频繁地带的史实相吻合。望谟布依语地名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山间盆地或坝子，多是依山傍水之地。如许多以“纳”(naz，“水田”)、“里”(ric，“山溪”)、“东”(dough，“田坝”)、“平”(byangh，“平的坝子”)等领头的地名，均是布依族村落的自然景观的真实记载，它也是布依族村落“稻作文化”取向的曲折表现。布依族先祖——古越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由于布依族先民善种喜种水稻而被称为“种(仲)家”(《弥勒州志》云:“种家亦仲家”)⑤。因水稻对水土、光热条件选择性强，栽培技术要求高，为适应这一生产方式，布依族先民就择依山傍水的山间坝子、河谷盆地而居。这一特点便在布依语的地名中得到强烈的表现。望谟县布依语地名中以“纳”(naz，“水田”)领头的非常突出，是“通称十专称”类(布依语重要的语法构词规律之一)的地名中最多者，据不完全统计就有60-70个之多，分布于全县各地。⑥这一现象有深远的历史原因。我们知道，地理实体是客观的，而命名则是主观的，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望谟“纳”的地名群说明布依族当时已进入了农耕社会(开垦水田，种植水稻)，并且粗其规模(“纳”的地名成群，说明分布地区广)，形成自已独特的“稻作文化”。这类地名也说明了“稻作文化”已经渗透到布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之中，积淀于民族灵魂的深处，故之要以“纳”(水田)来命名村寨，它“反映出当时突出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一稻作文化。”⑦。布依族人民把自己对“稻作文化”的认识浓缩为地名，既简练、形象，又突出文化特点；隐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及文化心理沉积，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语言学材料。(二)农耕词汇的密度折射“稻作文化”布依语中关于“稻作文化”词汇场的密度很高，诸如raaus(水耙)、waail(拦水坝)、ndaail(耘、薅)、nazans(滥田)、nazxeeh(冷水田)、naz(水田)、nazbol(旱田)、rianglhaux(谷穗)、hauxxiaml(籼稻)、hauxsaanl(米)、hauxxud(糯稻)、hauxxiz(糍粑)、hauxudt(三角粽)、hauxfangx(枕形粽)、hauxnangc(花糯米饭)、jac(秧)、fahqyas(锄头)、fahjingl(薅锄)，logt(水车)、meangl(水沟)、hauxmeeuzndux(早稻)、hauxmeeuzngih(晚稻)、haux(稻谷、米、饭)、mas(浸种)、xail(犁头道)、xaaul(犁二道以后)、feangz(稻草)、n了uznyu(稻草心)、ramz(糠)、reeb(粗糠)、wis(簸)、ndongx(簸箕)、rangl(筛子)等等。这些词说明“稻作文化”与布依族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稻作的称呼加以仔细的分辨，其称呼的细密是非稻作民族难以想象的。其中的naz(水田)、feangz(稻草)、xaiy(犁)、ndongx(簸箕)、hanx(稻谷)等词均与本语族的其他语言是同源词，说明布依族与壮、侗、水、傣等民族还是一个共同体(即尚未分化)时已从事农耕、种植水稻了。由此可见，布依族种植水稻的历史之久远。布依族的农谚，与布依族发达的农耕(主要是稻作)密切相关。民间栽培水稻的技术，通过谚语这一口耳相承便于记忆的形式把许多丰富的耕作经验传授下来。如“genlhauxhamsnaz，genlbyalhamsdah。”(要吃饭就耕田，要吃鱼就下河。)、“jacndilhauxxihndil，meehbizlegxihoons。”(秧好谷穗大，母胖儿子肥。)、“raabtbenhhauc，raabthauxos。”(一挑粪进，一挑谷出。)、“guehnazmizlaaullaail，guehwaailmizlaaulraiz。”（种田不怕多，修坝别怕长。)、“ndaelnazxosbenhlaail，hauxxihfahdangzbyaail。”(田里施足肥，谷粒就饱满。)等谚语，都是布依族在农耕的生产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三)从同源词和方言词看稻种的演化布依族地区的“糯稻”和“籼稻”哪一个是最先种植的呢?没有文献可稽。有的研究者认为，稻谷的原生品种是糯谷，而其他品种均是从糯稻演化而来的。⑧事实是怎样呢?通过语言对比分析很有启迪和收益。“糯稻”一词在布依语中各地分歧很大，主要有四种:说hauxtsmt8(或cmt8)的有望谟、安龙八坎、兴仁云盘、晴隆紫塘等地；说haux(下同)nah的有安顺黄腊、龙里羊场、贵阳等地；说…di1的有独山水岩、荔波朝阳、三都周覃等地；说…tciw5的有镇宁下硐等地。而“籼稻”一词，则内部一致性很大，多称为haux-jies而且与同语族多数语言同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布依族在语言上尚未分化为土语(甚至是壮布语还未分化)时就已种植籼稻了，因而各地说法比较统一。而糯稻的种植是布依语分化为土语后才出现的，因而说法不一。再从词素的意义看，di1本义为“好”，说为hauxndil者认为糯米比釉米好吃而称之。这些，可以说明布依族是先种釉稻而后种糯稻。这与有的研究者认为釉稻是最先由人工驯化，粳稻、糯稻是由釉稻长期演化而来的结论相一致。⑨(四)农业民族的观念:wanl的“魂”“种”两义布依语中的wanl一词很特殊，有“魂”和“种子”两义。如wanl“wenz(人魂)、wanlhaux(谷种)、wanlfaix(树种)等。我们认为“人魂”这一义项是“wanl”的本义，而“种子”则是由“人魂”引申出来的。因为人类的灵魂观念出现的时间很早很早，它多是原始人们不能理解人类做梦、昏迷、幻觉及死亡等生理现象所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精神力量。至于“种子”观念则是很晚才出现的，它是在长期采种植物的过种中发现而产生的。布依族先民把wanl的词义由“魂”增加“种子”义项，说明了布依族先民在采集业或种植业时代，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发现植物也和人一样有生长、老、死的自然规律。也是由它们的“魂”支配的，有了这种“魂”(种子)植物才会死而复生，循环往复，不会绝灭。于是wanl一词便有“魂”和“种子”两义。布依族先民把植物的“种子”和人的“灵魂”联系起来思考，说明“种子”在这个农业民族心理中的重要份量。三、原始思维、民族心理和认识水平的再现语言与思维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