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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价值(一)珍贵的历史资料1、内容丰富。胡三省（1230-1302），中国宋元之际史学家，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胡三省：“温公作《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书中除了系统反映历代兴替沿革、重大政治事件、各类战争以及治国谋略以外，还尽可能地反映了天文、地理以及兵、刑、礼、乐等典章经制的变迁，其他方面如河渠、陂塘工程的兴修、典籍聚散、文人著述、科技成就等等，也都有适当的记述。今人张昫侯根据《通鉴》原著和《通鉴考异》引书考证，最后计算出该书所引资料达到三百零一种。其中，正史二十五种，编年史三十七种，别史五十四种，杂史六十七种，霸史三十五种，传记二十五种，奏议二十四种，地理十种，小说十五种，诸子九种，共计十类文献。2、取材审慎。所谓“考异法”，简言之，就是对征引资料的参考同异，辨正谬误的方法。第一类是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第二类是彼此互有详略者，“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第三类是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者，则以两条标准选择：一是必须“证据分明”，二是必须“情理近于得实”。司马迁：苏秦“约六国从亲”，致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史记·苏秦列传》)。《通鉴》记及此事时仅说：“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卷三)。“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乃是“出于游谈之士夸大”(《通鉴考异》)。《高祖实录》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云云，《太宗实录》亦称建成“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于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元吉则“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云云，此等记述似大有出入。《通鉴考异》“建成、元吉虽为愚顽，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通鉴》卷一百九十)。司马光比较注意匡正那些因为政治原因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形成的不近情理的抑扬之辞，不被世俗偏见和传统观点所蒙蔽。司马光在《与宋次道》的信件中：“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南宋李焘南宋李心传(二)优良的编撰方法“在古代所有修史机构中，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书局堪称是最佳组合的典范。”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此即《通鉴》的原称。主编司马光协修刘恕、刘攽、范祖禹，检阅文字的司马康。刘攽（1023-1089），字贡夫，一作贡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又尝诒安石书，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宋史列传第七十八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人。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宋史列传第二百三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时王安石当国，尤爱重之。王安国与祖禹友善，尝谕安石意，竟不往谒。---宋史列传第九十六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熙宁五年，监西京粮料院。光修《资治通鉴》，为检阅文字。授签书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公事。元丰八年（1085），擢秘书省正字。哲宗元祜元年（1086），为校书郎。元祐四年，为修神宗实录检讨官。五年，提举西山崇福宫，元祐五年（1090）卒，年四十一。编修人员：同心同德。各有所长：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编修程序合理化。《资治通鉴》的整个编纂工作共分三大步进行：第一步制作丛目；第二步勒成长编；第三步删削定稿。这种科学的编纂方法就保证了《通鉴》所载史料大多经过了审慎选择与精密考订;全书体例融会贯通，结构完整，文字流畅，如出一人之手。(三)求“通”传统的进一步弘扬第一，篇制宏大。第二，放眼于历代兴衰。第三，鲜明的详近略远的特征。《通鉴》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四）以史为鉴的著书目的《酒诰》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于时。”《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章学诚谓：“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始末，文成规矩而已。”胡三省云：“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通鉴》以帝王世系为记事经线，而以历代军国大事为纬络，构成庞大的体系。胡三省(1230-1302）传统史书中必书之事，如：帝王即位、驾崩、改元、王朝更迭，照例要书。这是全书的纲要，或者说是全书记事的主线和时间坐标。通过这些事件，较全面地显示出当时政治兴衰。对于朝廷中的大事，也照例要书，比如：册立皇后、祭典封掸、任命宰相、分封显贵、典章制度的制定和沿革以及官制相权的变化等等。还有宦官、外戚擅权等。《通鉴》汉纪三十七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日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象。他早年所作《秀州真如院法堂记》云:“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云者。”又说：“佛盖西域之贤人，其为人也，清俭而寡欲，慈惠而爱物，故服敝补之衣，食蔬粝之食，岩居野处，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约而惮于烦人也。”司马光以史为鉴的著书目的，使其关注的焦点着重于与王朝长治久安有直接关系的军国大事。书中还附入一百八十多篇，除援引他人之论的八十余篇外，其余全为他亲手撰写。这些评论多着眼于治乱之因，君臣之道，并能针对现状提出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这也充分反映出《通鉴》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资治”主旨。参考书目张谦，《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王锦贵，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大象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