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小说的独特价值

48郑振铎小说的独特价值游友基【摘要】郑振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小说与30年代的历史小说在作家的思想状态，作品的选材倾斜、内在结构、叙述态度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而在诗的氛围、悲剧色彩、散文笔法、朴实风格等方面又有共同之处。家庭小说还具有文化小说、情绪小说的某些因素，采取了“追忆”的视角。历史小说则具有讽谕性与非讽谕性、典型性与类型性、严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色。郑振铎小说以其独特特性增添了现代小说园地的春色，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键词】边缘主流独特郑振铎的小说数量不多，总共才20余篇，但特色鲜明，因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一一一一郑振铎涉笔小说的两种类型：一为写现实的小说，二为写历史的小说。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类型繁复，诸如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不一而足。郑振铎写的是家庭小说，其短篇集便取名《家庭的故事》。家庭小说自古有之，如《金瓶梅》表现贪欲（色欲、金钱欲）的无休止、无节制追逐造成家庭的破灭；《林兰香》表现家长竭尽所能，教育不肖之弟，令其“浪子回头”，保住了家庭的圆满。20世纪上半叶的家庭小说，大多写“成家”或“破家”：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成立了新家庭，有的还在幸福地维持着（冰心《两个家庭》），有的却因种种原因，走向破损（鲁迅《伤逝》、巴金《寒夜》）；固有的封建家庭在内外夹击下分崩离析（巴金《激流三部曲》）。《家庭的故事》风貌与之迥然相异。它没有太多反封建的意义，对旧家庭，作者既未否定，也不肯定，他不知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之。它全无变故迭起，也缺少重大主题，一个旧家庭依然正常地生存并运转着——这是《家庭的故事》与众不同之处。其15个故事全在叙写一个家庭内的平常琐屑之事，使人想起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一般称之为散文，其实不妨视之为小说；《家庭的故事》一般称之为小说，其实不妨视之为散文，其妙处正在介乎小说、散文之间，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小说、散文类型的界限。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在古典小说中始终是强项。历史生活孕育出了多么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三分实七分虚”的《三国演义》堪称经典之作。众多的历史小说总是沿用正史或野史所提供的素材，整理加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故事叙述着某种历史现象，客观上揭示出历史生活的某些特征乃至规律。没有史实的小说不是历史小说。五四以后，历史小说的传统写法被打破。郑振铎的历史小说包括《取火者的逮捕》（内收小说四篇）、《桂公堂》（内收小说三篇）。它沿袭传统历史小说有虚有实的创作路子，甚至比传统历史小说更“实”。鲁迅在一封信中曾批评《桂公堂》“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因而不少人认为《桂公堂》艺术价值不高，陈福康为之辩护说，那是鲁迅作为郑的朋友，“随心而论”，且出于“高标准”。1在我看来，文艺批评最忌以某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某人之褒贬为褒贬。鲁迅的《故事新编》不以表现古代实际生活为满足，却贯通古今，注入主观想象与情感，造成作品历史感与现实感、喜剧性与荒诞性的矛盾统一，这是一种写法；郁达夫把历史小说写成寄寓小说，其笔下人物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孤寂傲愤（《采石矶》）、厉鹗的敦厚潇洒（《碧浪湖的秋夜》），都是郁达夫人格的化身，不过借穿了古人的衣服而已，这也是一种写法；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施蛰存把历史小说写成心理分析小说，仅摄取一些史实或经典文本中的人事作架子，让其成为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载1郑振铎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郑振铎研究论文集[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49体，这又是一种写法；30年代的茅盾，写出《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等“以古喻今”、比附现实的历史小说，这也是另一种写法；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把历史小说写成“小说的近代史”、“近代《华阳国志》”，写成“大河小说”，这又是一种写法……批评者无庸厚此薄彼，历史小说的创作道路十分宽广，它容纳得下各种流派、风格和写法。郑振铎历史小说的特点与长处正在于太为史实所拘束，不够活泼却颇为凝重。这是从总体上说。其实，郑振铎的历史小说不可能避免虚构与想象，只是它们被纳入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框架内罢了。个别篇章，如《神的灭亡》则“最架空无据，最荒唐无稽”，2“虚”占据了主导地位。郑的家庭小说写作时间大体在20年代，3历史小说的写作时间大体在30年代，恰好代表了郑振铎小说创作的两个时期，姑称之为前期与后期。其间诸多方面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未必后期就一定比前期成熟充实，实际上，前后期各有千秋，我们也不必扬此抑彼。就作家的思想状态来看，前期的郑振铎主要信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都表现旧家庭里的婚外恋情，元荫嫂不满足于“忠厚而委琐”的丈夫，而对长相漂亮的容芬一见钟情，偷偷与之约会，隐情暴露后，仍秘密往来，这招致了“社会的压迫”与“人世间的讥笑声”，最后离家赴沪，不久死去，作者“轻叹”这一悲剧，对于背离封建礼教的私情，表示同情与肯定。《赵太太》是个喜剧。八叔与佣人“赵太太”私通，他让赵太太与八婶一起相安无事地呆下去。对此越轨举动，小说评述道：“这乃是中国家庭制度底下的一个绝大的发明”。流露出对不合理的家庭制度的讽刺与否定。《三姑与三姑丈》揭露三姑丈之兄霸占其家产，三姑丈从此陷入一场永无休止的争讼。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与反封建的态度。《家庭的故事》处处展示同情弱小者的人道情怀，即使错打了一只猫，主人公也深自谴责，并为它的死而深感难过。（《猫》）这些与郑振铎提倡的“血与泪的文学”存在内在的联系，尽管它们绝非“血与泪的文学”。30年代，除了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外，郑振铎具有了初步的唯物辩证思想，打上了阶级论影响的印记。其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展示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尖锐对立与严重斗争。他在古希腊神话素材中，突出强调了阶级反抗的主题，批判“神道的把戏是怎样的无赖与无聊”，揭露丰裕满足的古希腊市民们的“对面”，是“受难的被屈服的Titan族”，是“残酷的被消灭了的半马人们”，是“想要死去而尚痛苦的挣扎着的女战士们”。指出神话的美，不只供“观赏赞叹”，“而有着更深入的社会意义”，4他所发掘的，便是这“社会意义”。他后来（1956年）在《取火者的逮捕》的新序里说，这四个短篇都是“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最后胜利。”这“君权神授”的“神”便是统治者，这“人”便是被统治者平民百姓。他还揭示被压迫者的胜利前程，借《神的灭亡》一篇作出“预言”。收入《桂公塘》内的《黄公俊之最后》表现了反清斗争与太平天国革命。《桂公塘》则反映残酷的民族斗争，热情歌颂民族英雄文天祥。《毁灭》严厉批判民族败类阮大铖。作家思想状况的变化，必须带来创作上的一系列变化。就题材倾斜而言，郑振铎20-30年代的小说，完成了从现实到历史、从家庭到社会、从琐屑小事到重大事件，从凡人到英雄的转换。作品的内在结构，也由模糊矛盾的空间变为显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能说《家庭的故事》里没有矛盾，但那只是微波涟漪，它侧重的是人物内心的自剖，如《猫》在错怪猫吃了鸟并错打了它之后，“我”发现错了，曾有过自责；两个月后，那只猫死了，“我”也曾“难受”，但人与猫，人的内心的两种情感，并未构成冲突，并非二元对立。《风波》、《书之幸运》也仅仅在夫妇生活中擦起一点磕磕碰碰的火花而已。《病室》里，苹涧和紫涵的爱情却因前者的肺病、死亡而告终止。如果说作品中有矛盾冲突的话，那便是人的生命现象本身的矛盾：生—死。《在元荫嫂的墓前》涉及婚外恋情与社会压力的矛盾，对立面被表现为一种无形的压迫，而有形的丈夫元荫仍然爱他的妻子，夫妻之间没有2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序[A]，取火者的逮捕[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31935年，郑振铎起发表了两篇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陈士章传》、《漩涡》。4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序[A]，取火者的逮捕[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50正面的冲突。但元荫嫂对自己的婚姻透露过不满：“你们有福气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苦楚的！”因此，要说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话，那只是隐性的、含糊的。30年代的历史小说正与此相反。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人与神之间，充满激烈尖锐的矛盾斗争，冲突严重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属于典型的、显性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这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结构模式。我们很难说哪一种好，而只能说它们各有长短。从叙述态度来看，家庭小说带着温和色彩，对人物的是非曲直少作明确的道德评判。作者对元荫嫂的婚外恋情（她爱上的是一个除了容貌外，一无所取的游手好闲之徒），没有丝毫的责备，却有着同情与宽容。不仅如此，作者对整个旧家庭，对旧家庭制度，“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们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5在他看来，“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所在”，作者写这些故事也仅仅是略略为这“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留下些“片影”。6他没有大力挥舞批判的大棒，更无意发动一场家庭革命，甚至在运作解剖刀时，也仅仅拨开家庭的一角，而不求切中肯綮（像许多五四作家那样），却对旧家庭流露出某种依恋，对它的“将逝”有着淡淡的哀愁。而30年代的历史小说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风貌。那是作家在大声疾呼，在发现战斗的呐喊。《取火者的逮捕》发出争自由、求光明的怒吼，展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毁灭》则是一篇讨伐民族败类的檄文，那种自觉的批判意识流贯作品之始终。《桂公堂》奏响了爱国主义的强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气概。由于作家对旧家庭缺乏清醒的认识与犀利的批判，也就使作品缺少理性把握的力度。于是凸显出作家擅长的另一侧面——感性抒写。感觉、印象、追忆、情绪……不知不觉中汇成一道感情的流水，静静地流泻、潺湲。而正相反，30年代的历史小说则显示出理性精神，那种善恶分明，反对强暴，追求民族的强烈感情，在弘扬民族精神，阐明平民意识的理性指引下，迸发出光辉。与此相对应，郑振铎的小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的美学形态：家庭小说的柔婉，历史小说的悲壮，特色都十分鲜明、突出。二二二二尽管有上述差异，郑振铎的家庭小说与历史小说，也有不少共同的特色。主要是：其一，诗的氛围。《三年》写十七嫂嫁后三年的遭遇。三年前“一娶进门，周家便一天天的兴旺”，公公升官、自己怀孕、丈夫谋职顺利。不久，公公暴病而死，儿子夭折，于是周家人一改夸耀、善待的态度而变为冷遇、讥骂。短短三年，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为一个枯黄、憔悴、惨闷的弃妇。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女人祸水”论，女人“克夫、克子”的封建意识。郑振铎把这一悲惨的故事写成一首凄然的抒情诗。小说的开头几乎再现了沈尹默《三弦》的意境，女主人公“茫然的，抬起板滞失神的眼来，无目的地注在墙角的珠网上，这蛛网已破损了一角，黑色的蜘蛛，正忙着在修补。”使人联想起许地山的《缀网劳蛛》。接着小说回笔叙十七嫂刚嫁时带来的喜气与家旺景象。“然而黄金时代却延长了不久，如一块红红的刚从炉中取出的热铁浸在冷水中一样。黄金时代的光与热，一时都熄灭了，永不再来了。”灾难不断，十七嫂成了家败的祸首。小说的结尾重复了三弦的意象和珠网的意象，沉淀着凄婉的诗意。神的故事《埃娥》是篇充满幻想的浪漫诗。河神的独养女埃娥，受尽宙斯等恶神的凌辱、折磨，欲投海自尽，被帕洛米修士劝阻。最后，“她到了埃及，定居在那里。当宙士的咒语效力消灭了的时候，果然成了人之妻与母。”弱者的幻想实现了，弱者战胜了强者。这两篇，足以代表郑的家庭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那种浅浅的诗意，淡淡的抒情味。其二，悲剧色彩。《家庭的故事》的15个故事是大大小小的15个悲剧，小到猫死了，大到人死了，但作者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悲剧来写，并没有刻意渲染悲剧性,而只是涂上淡淡的悲剧色彩。《淡漠》的悲剧色彩不仅表5郑振铎。家庭的故事·自序[A].家庭的故事[C]，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4.6同上51现在男女主人公芝清和文贞由热烈相爱到感情淡漠乃至完全失望的过程，而且表现在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淡漠。《风波》、《书之幸运》中，夫妻之间因志趣有别而产生的情感波澜那悲剧色彩几乎淡到无，但它弹出的是人生的不和谐之音。至于历史小说，那悲剧色彩就相当浓烈了。悲剧性集中体现于人物的苦难处境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