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分期

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第一期：先秦——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诸子著作中有关语言问题的论述方面及训诂学的产生萌芽。首先是诸子的语言观，表现在：(1)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认为,只有正名,国家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言论才能统一,政令才能顺利地下达,政事才能成功,礼乐才能复兴,刑罚才能准确,老百姓才能有所依从。只有通过正“名”以正实,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其名实相符。君主和各级官员们都按照自己的名份来行事,就能够实行仁政,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样社会便可以转危为安,转乱为治。由于其政治主张在各国都无法采纳，于是开始修《春秋》，想通过编书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寓褒贬于一字，在语言运用上非常严肃。《公羊传》、《谷梁传》里分析《春秋》的语言很注意孔子的正名思想。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孔子在谈论正名问题的时候，对语言的运用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反对过于浮华的辞藻。主张言辞足以达意，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辞达而已”。《论语》里还提到言语的朴实和有文采是对立的两方面，君子要使这两方面配合得当，统一起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看法，今天还有积极意义。修辞学的著作谈到修辞的起源，还是认为孔子起了很大作用。（2）老子著有《老子》，这本书在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中第二个“道”的一是就是称说，也就是言语表达。第一个与第三个“名”是名称，第二个“名”是动词“取名。”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用今天语言上的惯用的说法就是解决语言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问题。老子以后，不少学者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3）墨子，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著作《墨子》里面有些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如“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这些话谈到了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过程。（4）荀子，名况，赵国人。《正名篇》的写作目的在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是为政治服务的。内容上大大超过了孔子的正名论。名实关系的社会约定性在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些话就说明了名称与所表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原则。，也就是语词成立的社会因素。当然他没有用“社会”这个词，用的是“群”。在名的分类方面，荀子和墨子也不同。其次是训诂学的萌芽，表现在：（1）《公羊传》中写道“《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这实际上是指古汉语里同一个词兼有正反两方面意义的现象。（2）《谷梁传》不止一次提到了“名从主人”的问题。其一，鲁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这里是说，孔子是依照“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原则将郜大鼎之名记于、《春秋》的，郜是春秋国名，在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十八里。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宋灭郜，并取其所铸之鼎。桓公又从宋得到这个鼎。《公羊传》记此事说“此取之宋，谓之郜鼎何?器从名（从本主名名之)，地从主人(从后所属主人)。”对照《谷梁传》可见，“名从主人”是指器物之名遵从原主人所定之名。其二，鲁襄公五年(前568年)，“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其注云“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此注说得十分明白，所谓号是指地形及物类的名称，这些名称应当依从“中国”的叫法，(“中国”是当时对周王朝名义上统辖区域的称呼，又特指周直接控制的中原一带。)为的是教化夷狄。《左传》记此事为“会吴于善道。”古时地名无定字，依音书之，故善稻可作善道。从《谷梁传》及其注来看，似乎吴地将善稻叫作伊缓，并不是一地两名，而是一名两音，是“中国”音与方音的不同。这说明“号从中国”包含有在地名读音上，方音要服从中国音的意思。至于“名从主人”只是作为与“号从中国”并列对举出现，其意为：人名要遵从本名。其三，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苟吴帅师败狄于太原。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里大原，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五里，《公羊传》亦记为大原，而《左传》记为大卤。可能大原、大卤为一名两写。《谷梁传》引“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原则，认为夷狄名应当服从中国名。“名从主人”在这里仍是并列对举。其四，昭公五年(前537年)“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贲泉。狄人谓贲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贲泉，古莒、鲁交界之地。《公羊传》作濆泉，《左传》作蚡泉，盖一名三写，而《谷梁传》说狄人称为失台，可能是贲泉之地的别种语言名称。果如是，“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原则又显示更进一层的意义，不仅方音要服从“中国”音，而且，若一地有两种语言的名称时，应取“中国”的称呼为正式地名。从上述摘引分析来看，《谷梁传》所载“名从主人”并不具有使用地名应尊重地理实体所在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习惯这层意思，甚至与地名根本无关，只是器物名、“人名当从其本俗言”的意思。在谷梁的词典里，今天所说的地名，不属“名”，而是属于“号”的范畴，疑此划分在先秦是较为明确的，汉以后才出现地名一词。“号从中国”与地名大有关系，这个原则、要求，一名多音、一地多名的，都要依从“中国”习惯，为的是“以教殊俗”，显示了儒家处理地名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与此同时，以上两部书都提到了语法分析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解说虚词的地方。再次是综合词典的编写，表现在：《尔雅》一书的编写应该是战国晚期的学者缀拾前代故训而成，它是先秦时期的著作。《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或作“迩”是“接近”、“走近”的意思；“雅”字从牙从隹，“牙”指前排上下齿，用于咬文嚼字；“隹”原指尖嘴鸟，在此表示“锥形”；“牙”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锥形牙”，即“犬齿”。古人视犬齿为“基准牙”，故“雅”有“基准”、“标准”的意思，通“正”。“雅言”就是古代的官方语言，就是标准语、规范语。“尔雅”就是“使人们的语言接近标准”之意。《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第二期：秦汉——中国语言学的确立期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秦帝国的“书同文”文字政策的颁布，古书注释的大量出现。（1）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著有《毛诗故训传》。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即《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30卷。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可信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做诗、写文章用典都爱用里面的解释。所以《毛诗》就是《诗经》的《毛传》。《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诗经》注本，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唐代孔颖达又进一步疏解《毛传》、《郑笺》而作《毛诗正义》，遂使《毛传》在经学研究领域地位不断提高。但毛亨解诗，常以封建伦理观点歪曲诗的主旨，语多附会，不足凭信。通行版本有《十三经注疏》等。（2）《郑玄毛诗笺研究》以汉代学术为背景，通过严密的考证，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文献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对《毛诗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着重论述其校勘和注释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创新之处在于挖掘了笺注中所蕴涵的德治、阴阳和谶纬思想，弄清了郑玄融合今古文的大体情形，对郑玄引用经典、笺序释兴等情况作了充分的论证说明，这些对致力于汉代学术、《诗经》学和郑玄经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启发作用。（3）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章句》是《楚辞》注本。《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原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书中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和作者经历。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注释《楚辞》的体例是，逐句作解，着重训诂，大多言之有据。他其实是完成了当时的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这部书中所凝结的，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的很多汉代学者的辛勤与智慧。刘向、贾逵、班固、马融等前辈大家的遗说，就有一些是靠《楚辞章句》才得以保存。王逸虽然很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他常常用“或曰”来引用别人的观点。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王逸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优秀的《楚辞》注本。（4）扬雄（公元前53－18）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一位“通人”。他花了27年时间，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口语词汇，并整理成《方言》一书，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扬雄《方言》历来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但素称难读。《方言》之难读，大概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字讹、脱、衍、倒等问题，需要校勘复原；二是《方言》多奇字僻字，需要考释；三是《方言》所记均为西汉口语词，有不少在古籍中难觅例证，流存于后世方言中的也不多，因此释义极难。从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以后，研究《方言》者代不乏人，而尤以清代以来为盛。华学诚先生的新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一版）是继钱绎《方言笺疏》和周祖谟《方言校笺》之后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一个新校注本，赵振铎、方一新等先生称此书是校释《方言》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于2007年11月荣获北京大学第12届王力语言学奖金一等奖。（5）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人，《说文解字》一书的作者。东汉之初，许慎在汉字研究领域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许慎著《说文解字》以前，中国没有文字学著作。收集全部流行汉字，介绍它们的造字方法，分析每个汉字的形、音、义结构……这样的著作，只有一部《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集了当时流行的汉字9353个，用秦汉常用的小篆书体，把它们全部摹写下来；个别字的古文、大篆与小篆书体不同，《说文解字》也为它们做出记录，这给我们今天研究文字源流、变化提供了绝好的材料。《说文解字》给汉字建立了540个部首，所以，从部首法创立之后，《玉篇》、《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纷纷采用。直到今天编辑辞书，也还离不开此法。特别是一些上古文字字典的编纂，不仅离不开部首，甚至还必须依照《说文解字》的十四卷分部，如《甲骨文编》、《金文编》等。（6）刘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