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战视角看不一样的长征

从统战视角看不一样的长征原题：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文/陈延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能够赢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成功的统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以详实的文献和独特视角，从统战政策、民族团结、党派合作等多个角度阐释长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陈延武认为，经过80年的岁月，当我们从团结、统战这个视角回到原点来全面研究长征胜利的时候，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再次启发我们的思考，塑造我们的进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从小到大，我们大多知道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以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的，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11个省，穿越汉、苗、壮、彝、回、藏、瑶、纳西、羌、蒙古等共约2亿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大小战斗1500多次，于1936年10月成功会师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时2年，行程最远约两万五千里，最短近万里。同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最早抗击日本侵略者，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为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我们还熟知：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人类罕见的摧坚历险、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彝海结盟侠义衷肠；我们都会吟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们也都能哼唱几句《长征组歌》……然而，在丰富浩大的历史内容和不可胜数的英雄业绩背后，在毛泽东英明领导和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光荣之外，长征的胜利还有一个你过去也许不太了解的原因，一个你同样不可以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长征的胜利。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联合政府、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原则、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据；长征中逐步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一、长征前，毛泽东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获得理论启蒙。“统一战线”又称“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概念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由于缺乏对国情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及革命条件的深刻理解，在制定统战政策时走了弯路。1921年党的“一大”对其他政党采取“排斥”态度，1922年党的“二大”改变态度并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1923年就提出了“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的思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联合“下层”的工农商学兵，错误判断“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完全排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存在的联合，甚至提出全党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装斗争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单纯的工农联盟，强调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在军事上和城市工人运动中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导致了国统区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革命根据地损失90%，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挫折。毛泽东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他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二、从长征开始，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统一战线”一词，赋予了饱满的内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是能否认识错误，更有信心和勇气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国民党军队长年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第五次“反围剿”损失巨大，极“左”政策把持，战争严重破坏，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苦，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听信一些报刊及传闻，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畏之如虎。挫折使人清醒，清醒始于长征。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在长征开始不久的1935年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科学方向的实践，一系列带有独创性的革命斗争经验相继得到理论概括。总结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统战思想和多党合作思想的重大转变，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基，并使中国革命独具特色，更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强调统战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开展宣传鼓动瓦解敌军；遵义会议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克服“唯成分”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厘清了对中间阶级阶层及阶级属性的认识。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批判、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开始重视敌方矛盾及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川西北金川流域，动员、团结联合藏族民众，相继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青年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上官的联合战线，是长征时期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雏形，也预示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新开端。较为全面探索了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道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从处理的纷繁而紧迫的民族、宗教问题中，继承了起过积极作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纠正了脱离具体实际民族宗教政策，如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是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规定凡从事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等。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整个民族的坚毅和顽强紧紧相连。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始终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范围超出“下层”的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八一宣言》发表后广泛流传，许多学生读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后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看到后请杜重远帮他联系中共；蒋介石看到呼吁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时，认为借此可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1935年12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兼具的“两重性”，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长征中后期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从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人心，壮大了力量，使政治动员、作战特长、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运作空间。四、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中央红军长征371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1864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5660公里。红军长征穿越了苗、瑶、壮、布、藏、羌、回、彝、纳西、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对立、仇视。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不断转战、突围。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