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与国际接轨

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与国际接轨毛泽东与周恩来有选择性地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联系，以中国为定位基准，延伸到世界各国。是非分明，不留后患，积极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承担责任。下面是引用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中的篇章。这其中描述了讨论公报草案的具体细节。书中记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是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的。基辛格代表美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与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非常及时的，更是适度的，不是盲目地“与国际接轨”。陈敦德描述说：●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周恩来高明地提出了中国的方案。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取代号为“勃罗二号”。尽管取了代号，也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十月十六日离开华盛顿。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十月二十二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六号楼。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恩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恩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周恩来又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这使人感到好象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恩来有一种非常高超非常巧妙的谈判技巧，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会儿才能理解。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老一套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十月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十月二十四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宫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是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的。基辛格代表美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象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象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上次讨论“七•一五”公告时中国人是这么做的；这次，中国人还是这样做。那就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作，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这段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末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呜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蹬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而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现在已想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坠入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象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周恩来很高兴。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五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三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接着进行修改。洛德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已经亮了。——重要提示：要做好任何一件物事，必须全部认知和掌握现有物事的结构、形体、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定律与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成功；否则，只有失败。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与国际接轨（二）毛泽东与周恩来有选择性地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联系，以中国为定位基准，延伸到世界各国。是非分明，不留后患，积极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承担责任。下面是引用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中的篇章。这其中描述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具体细节。书中记述：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