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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主讲人：张宏生今天讲的题目是《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大家都知道，关于清词，现在大家普遍地认定，它是词发展到清代所出现新的气象，是词的复兴阶段。不过这个认识啊，还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经过了一些讨论才有的。因为词这种文体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从唐宋发展到清代，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理解的是关于“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说法。这个“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个说法对清词的评价是会有影响的。我们看，从清代的焦循开始，就提出了“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的命题，他这个所谓的“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从汉代说起。他说，汉代呢，是曲赋；魏晋六朝到隋呢，是五言诗；唐代是律诗，宋代是词，元代是曲，明代是八股文。他认为这些都是最能够体现出特定时代特定文体的最突出的贡献。可能某些方面跟我们所理解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稍有不同，比如说，明代，他提出的是八股文，这个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是，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有代表性的文体，这是从清代的焦循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这种观念，到了近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史家王国维，就得到了进一步揭示。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他说，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文体成就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一旦在他那个时代达到了最高的成就，后代就不可能再超越了。这种文学史观，影响了我们古代文学史研究很长时间，大家现在看文学史的著作，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撰写的。比如说唐诗，很重要，宋代呢要特别突出宋词，元代呢要突出元曲。明代和清代是什么，王国维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但事实上，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看现在的文学史著作，很清楚，它是把小说作为明清时候的一代之文学。这种观念经过五四一大批新文学家的进一步实践，慢慢地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比较稳固的文学史观念了，我想大家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但是这个争论到底是有意识的争论，还是无意识的阐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讲的是词。实际上从清代一开始，就有人提出，我们自己这个朝代的词，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前代，比起唐宋也不逊色。这样一种观念慢慢地发展，到了清代末年，就更加明确了。我这里跟大家举两段清代末年人的论述，看看清代人是怎样认识他们那个朝代的词。这个沈曾植，是清末一直到近代都非常有名的大学问家，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当时学问最高的。他就说，词在宋代确实是非常的繁盛，但是宋代人把词当成小道。由于宋代人把词当成小道，所以在这方面所花费的心力、气力、功夫，那就一定是有不足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就认为，词到了“我朝”，就是清朝，“其道大昌”，大昌到了什么样程度？他说，“而词家之业盖与诗家方轨并驰”。以前词这个文体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卑弱的，而到了清朝的时候，诗和词就可以并驾齐驱，成为受尊崇的文体。其实呢，词还有诗所不能代替的功能，“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这段话它说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诗和词的地位到了清朝至少是平等的。不仅如此，你如果说诗和词是平等的，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区别了也不行。虽然它们地位相等，但是这两种文学体裁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词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诗所不能代替的功能，它有着特定的文体规定性，某些方面诗所无法表达的东西反而要词来加以表达，这就是沈曾植的看法。我们看看叶恭绰的看法。叶恭绰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个词学家，他也这样说。他说清代的学术整体上来说是超过明代的，其它方面暂时先不讲，他这里面就谈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文廷式，一个是朱祖谋。文廷式和朱祖谋都是在晚清非常有见地的大学者，同时也是晚清非常有名的词学家，他们词的创作成就非常高，理论上也能够有所阐发。这两个人都认为清代的词在很多方面超过唐宋。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到了晚清的时候，“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观念慢慢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这个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认为宋词是词的发展中的最兴盛的时期，后来的词当然都比不上宋词，一直到现在大家可能都还会有类似的想法，肯定是宋词最好。但是差不多是在同时，又有一批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清詞在很多方面那是要超越宋词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一批人认为清词在不少的方面要超过宋词？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清代的人就对自己本朝的创作情有独钟并给予了过度的评价？当然，首先要肯定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学者，他们说这些话肯定是有根据的，不能随随便便地讲，但是呢，他们的这些声音慢慢地越来越微弱，到现在，能够知道这种声音的人很少。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胡适等人的文学观念是非常强势的，各种文学史、各种诗词选，尤其是词选，大致上都是按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这样既定的文学观念来阐发，还是认为词到宋代就达到了鼎盛，然后慢慢地就衰落，胡适有一个观点非常明确。胡适曾经写了一本著作叫《词选》，这个《词选》里面就说到了宋代的词非常兴盛，宋代之后，特别是清代，就进入了“词鬼”的时代，实际上都是在重复，没有什么意思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非常高的地位，他的某些思想就形成了非常强势的观念，以至于清朝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就慢慢地被湮没了。但我们现在经过若干年的文学史的探讨，还是发现了清代的词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比起来宋代的词也是有所开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正像之前不少人所说的，在宋代，词虽然是新兴的文体，但是宋代人还认为它是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没有全力以赴地投入自己的精力。没有全力以赴地投入精力，当然也就有很多的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开拓。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词和诗不一样，诗一直都是非常“正”、非常“大”的文体。所以呢，有不少诗人从各个方面去开拓诗的领域，以至于后来的诗人也就越来越难写了。宋代人则往往在做正事之余才去读词，他们自己也说词是“小词”。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就给后来的文学家的探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今天就是想给大家介绍这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其实很大，我们只能够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空间相对来说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理解。文学史的探索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有很大空间的过程，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发掘，前人的许多成说也需要在新的时代去加以新的探究，我们不能够被前人的东西所束缚住。以下给大家谈谈清词的成就在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是清代的词人人数很多。因为我刚才说了，写词的人多了，大家都把它当回事了，当然，作品数量也会大大增加。我这里有几个数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现在唐代、宋代、金代、元代、明代这几个朝代的詞都已经有了总集，比如说，《全唐五代词》啊，《全宋词》啊，《全金元词》啊，《全明词》啊，都已经出版了，虽然有的总集做得还不够充分，还不够全面，但是大体上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创作的规模。清代的词呢，现在我们出版了《全清词》的顺治、康熙这一卷，我们知道清代一共十个皇帝，两个皇帝为一卷，我们《全清词》一共要编五卷，现在出版了第一卷，这个第一卷呢，它的数量就差不多赶上了在此之前所有朝代的总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很惊人的数字。当然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不少人写得很差，但我们现在所要强调的是它确实有很多人、很多作家投入到词的创作中来，把它当回事了，那么，如果后面的四卷全编出来，这个数字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充分地估计，一定是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我们说，数量呢，确实不能够说明一切问题，你说你写得多，难道就一定好吗？那确实是不一定，但是如果写得多，它确实还有一部分是写得不错的，所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清朝大大超过了以往。当然，大量的作品我们都还没有去看，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一定可以提炼出我们时代的新的经典。第二个方面呢，大家要知道清代的词流派非常多，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词的流派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到了清代才真正形成。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流派的产生、出现、形成，要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它要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要有一个创作的主张，这个群体要有一个领袖，要有相当的创作实绩来支撑这个群体，对后代还要有一定的影响，等等的因素加起来。比较全面地看，严格地去判断，那只有在清代比较的成熟。事实上，相对来说，中国文学流派的概念还不能和西方的文学流派划等号，我们的古人经常讲某某派、某某派，可能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也可能只是某一个创作群体的概念，如果把这些相对含糊的群体集中起来看，那么清代的流派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都知道，流派的出现是文学成熟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清代有这么多的流派，那当然清代词的创作已经出现了很多前代所没有出现的气象。说到清詞的流派，我们说至少有这么几个流派是值得提出来的，是文学史比较公认的：云间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当然，关于云间词派，陈子龙到底能不能算清代的人，这还是有争论的，我们看到一般的文学史的著作都是把陈子龙放到明代去看待的，而且陈子龙确实也是因为抗清而死，所以把他算作清朝的人陈子龙自己也不会同意。但他确实是明末清初很重要的一个群体的领袖，而且他所开创的词的倾向啊、风格啊确实影响了清代的进展，所以我们呢，把他放在清代的开山，把这个流派放在清词的开山来考虑。这样来考虑问题，就能一脉相承，看到清代的词从头发展过来，还是有自己的轨迹可寻的，因为确实是在清代初年，陈子龙的这个云间词派使词的创作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些词学观念，认为词这个体并不小，词要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非常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这就是云间词派所提倡的一些文学观念，后来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这都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讲到境界了。清词的境界非常的开阔，前面我不是讲了吗，为什么人们认为清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为什么说清词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宋词，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在于，宋代的人没有给词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很多人都还认为它是“小道”，所以呢也就没有充分地去开拓，有不少境界就还有待后人去填补。有待于谁去填补呢？由于金、元、明这三个朝代词的创作不是很景气，所以填补得不多。真正填补这个境界的是清代人。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在宋代，词的境界也是不断开拓的。大家学文学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至少从苏东坡开始我们就知道“以诗为词”。他为什么要“以诗为词”？这是因为他希望词的境界也可以像诗一样开阔，所以他要把诗所能描写的、诗所能表现的一些题材放到词里面去。词本来的题材比较狭窄，这个狭窄也是相对的。事实上，大家读敦煌曲子，可以看到，敦煌曲子里面其实也还是比较的开阔，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我们看到《花间集》中的题材就相对狭窄了，基本上体现的是酒宴歌席。《花间集》的编者欧阳炯有一段序言，他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素手，按拍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他说词主要是在酒宴歌席上唱的，这样，慢慢呢，似乎就形成了一种规定性，词好像就是用来写美女和爱情的，而表达知识分子的其他感触比较少。苏东坡出来后，把词的表现范围大大地扩展，所以就提出了“以诗为词”。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呢，它是唱的，而且可以这么说，在相当的意义上它甚至主要是女声唱的。南宋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古人歌唱不分男女，现在的人呢，“独重女音”，也就是特别喜欢听女声唱。为什么喜欢听女声唱呢？显然是因为由女声来唱比较适合某些特定的题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苏东坡当年和他的幕僚的那个故事了。那个幕僚说，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学士你的词是适合关西大汉唱的，你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应该由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东坡听了，哈哈大笑。那个幕僚为什么这样说？我刚才说了，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喜欢听的是女声歌唱，若没有关西大汉，用女声来唱那个“大江东去”，可能不好唱，可能很别扭。所以苏东坡就哈哈大笑。这也说明了词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定势，打破这个定势当然需要勇气，也需要才力。苏东坡有勇气，也有才力，所以他的词里就灌注了相当多的以前只有诗歌才能表现的内容。后来发展到到了辛弃疾，就更是开阔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