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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济转轨的目标、路径及绩效比较研究[内容提要]近10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主要内容的“过渡经济学”。20世纪末期，中俄两国相继开始由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两国的原有经济体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两国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路径选择及转轨绩效却有很大差异。[关键词]经济转轨战略目标路径选择转轨绩效中苏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相继开始打破原有的僵化模式，踏上改革之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原来推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经济发展中却出现持续的高通胀和经济滑坡，直到新世纪初才略有起色。中国采取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一、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差异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均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但两国转轨的战略目标选择上却有很大差异。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早在1991年10月的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就宣布了他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俄罗斯独立后，1992年2月盖达尔政府向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提交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方案，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活动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由此，必须进行私有化和制度上的改革。”[①]叶利钦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俄罗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为基础，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反映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货币主义)学派的意识形态，也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②]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计划主义受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危机的迹象已经明显暴露出来，此时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就是所谓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一些主要国家对危险的通货膨胀和深刻的衰退的克服，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扩张，并得到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俄罗斯1992年开始推行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改革正是秉承了货币自由主义思想：经济活动全面自由化；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通过私有化，迅速实现经济制度改革，发展市场基础，把国家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运行中清除出去；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当选总统前，针对俄罗斯糟糕的经济现状，普京强调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作用。但主政后，其自由主义倾向明显加强，转而主张“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不再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强调国家如何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普京并不是要改变叶利钦的改革方向，而是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巩固业已形成的私有化基础。2001年3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俄罗斯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③]中明确表达了普京的改革取向，即坚持以往改革目标，完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在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进行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4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指出，“我反对重新分割财产。我对20世纪90年代进行这些改革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没有产生过怀疑。”“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在原则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抛弃，使已经制定的经济方针不变。”[④]就任总统以来，普京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以保持各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合理，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实行税制改革等。农业上，加快农村特别是农用土地市场化改革，出台法规允许农用土地买卖。实质上，普京是要建立保持一定国家干预、有序竞争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转轨的目的，是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最初是本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改革方针的选择取决于能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进行改革始终不渝的一贯条件，也就是现阶段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积极稳重的步骤，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1992年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即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强调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现象。二、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不同1992年1月起，叶利钦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休克疗法”政策。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开物价，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求；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产权制度基础。由此，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俄经济转轨采取的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方式。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派到俄罗斯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提出的以货币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克服危机和实行改革的一种方案。按照这一规划，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同步进行，价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1991年12月，叶利钦发布关于放开物价的第297号总统令。在叶利钦的支持下，1992年1月，以代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开始实施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改革。从1992年1月起，除某些生活用品和少数交通、能源等生产资料外，一切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不久又放开全部能源及能源产品的价格。而在经济严重短缺、市场经济法规不存在的情况下，改革启动后的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预计的那样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在各方压力下，虽然1992年6月俄政府颁发的《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改革的速度和步骤作了一些调整，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并未改变，仍要求尽快与国际接轨，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实现外汇自由化。与此同时，私有化的步伐加快。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最终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盖达尔政府被迫下台。继任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强调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合理与适度强硬的财政政策，以稳定财政状况，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试图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但在西方以经济援助为筹码的强大压力下，切尔诺梅尔金的政策根本无法彻底实施。就是在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仍以俄联邦政府实行严厉的货币、财政政策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一直到普京上台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由于俄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经济危机又和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企图用“快刀斩乱麻”的“休克疗法”解决问题，必然带来极大风险，加之一些设想和方案未经充分论证，方法粗糙简单，最终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转轨基本上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渐进”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80年代初，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1984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放松对价格及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管制。到90年代初，工业消费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定价。在国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1989年主要是试行和实行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制，1987年十三大后，开始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调放结合”的原则推进价格改革，并开始把生产要素纳入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缩小了计划管理的范围。1990—1992年主要是坚持和完善承包制，积极试行企业放开经营、全员风险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税分流和租赁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随后进行了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继续发展各类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逐步扩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国民经济摆脱了短缺状态转入供求基本平衡。三、经济转轨的绩效比较从转轨的起始条件看，两国无论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僵硬的计划调节手段，条块化、行政化的经济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转轨之初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⑤]苏联国民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远在中国之上，这是俄转轨的有利条件。不可否认，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建设上确实取得很大成效。俄罗斯在产权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转轨的实际绩效而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可以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更加突出。1．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比较自1992年全面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实现快速增长，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生产迅速滑坡，投资急剧下降。自转轨以来，短短几年，投资减少3/4，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近50%，超过了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30%的下降幅度（表1）。俄罗斯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农业生能力和表-11990-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资变动情况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国内生产总值占上一年的比重（%）97.095.085.591.387.496.094.0国内生产总值占1989年的比重（%）97.092.278.871.962.860.356.7固定资本投资占上一年的比重（%）100.184.560.388.475.786.882.0固定资本投资占1989年的比重（%）100.184.651.045.134.129.624.3Источник:《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Номер1,1997г,с.46.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年。1997年俄经济稍有好转（GDP同比增长0.4%，通胀率降到11%），很快被199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所打断而再次跌入深渊：银行大批倒闭，GDP再降4.6%，经济一片混乱。虽然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持续复苏的积极迹象，但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其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内需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稳定。据统计，转轨以来的10年中，俄罗斯的GDP年均减少7.7%，工业产值减少9.3%。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一半。90年代末，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总产值中，俄罗斯联邦的GDP仅约占1.6%，俄罗斯的国家开支占世界国家总开支的不足0.5%。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按GDP（购买力平价）排名，苏联占世界第三，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