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一现在我必须谈谈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坦率地说，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有感到身为一个女性的困扰。当然，肯定也遇到过某些男女不平等，落在我自己头上的和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也会有不理解和烦恼，但是说到底，性别问题没有对我的个人生活和精神造成严重干扰，没有带来一种类似创伤的生命经验——它们像咒语一样缠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我出生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的家庭，家里的唯一男孩是我哥哥，但对他的要求绝不比对其他女孩低，事实上只有更加严格。他和我们四姐妹一样穿衣吃饭，一样做家务事，一样拥有少得可怜的零用钱。我父亲能够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是得到重视的。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他。我母亲是一个解放型女人，不仅如此，由于她天性率真，关于女人的传统印迹首先在她自己身上就遗留无多，她更不会拿它们来要求我们。她在家从来不做家务事，玩得比我们孩子还要多，别人对此如何看待她充耳不闻。我的一些女性知识来自祖母，裹小脚的祖母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性柔弱，从不教训人、支配人，因此她的传统知识没有对我产生干扰性的、强迫性的阴影。在她偶尔发表对于母亲的不满之后，她会跟上一句：“她会寻钱啊。”在无法经济独立这一点上，祖母自叹弗如。作为第三代的我，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在这中间做了长期的对比、观察：我不想像母亲那样，做一个脚后跟朝家门的女人；但也不会像祖母一样，做一个只会替儿孙们洗洗涮涮的女人。我感到作为一个女性的受阻与困扰，是在我自己结婚之后。某种出自个人切肤之痛的苦恼，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知识所能够解释的——既不是“男性中心论”“父权制”，也不是任何一种“潜意识”“空白之页”“本质”或“差异”的理论以及“被阉割的焦虑”等，不，完全不是这些。这样一些概念和框架不能描述我的经验，恰恰相反，它们与我的经验相去甚远，有些更是背道而驰。我只有少数几篇关于女性写作的文章，在这条道路上似乎走得不够远。但我依然可以说，建立在西方女性经验基础之上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经历的现实不相匹配。那么，我所感到的是个什么问题？我该怎么来描述和认识它？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情况。那种处境就像在大水中行走，完全没有道路和任何标志，面临灭顶之灾却喊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呼救，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那真是一种非常晦涩的经验，你找不出一些词来描述它们，你根本看不见地平线，真可谓“撞见鬼”了。那种孤独是难以描绘的。你碰见了一种不能说完全闻所未闻的东西，此前多少也有所耳闻，但是没有想象过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也不知道那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有它不可逾越的性质，是一道“铁门槛”，有过此种经验的人和只是听说过这种事情的人，感觉是大不一样的。感到孤独还在于——你遇到了某种东西，你正在经历某种事实，但是它无法得到确证，无法陈述这种事实，无法表达对于这种事实的感受。比如说你不喜欢每天晚上一个人看着天花板睡觉，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八年；你不喜欢每次夜间醒来时，身边抓不到一个有温度的活物，一张大床上永远空荡荡的；你不喜欢和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那个人，尽量回避和你的皮肤的接触，经常是好几个月，你们之间没有一点身体上的触碰，觉得那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你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生活时，可是对方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若无其事。这时候你就觉得孤独极了，没有人和你一道接受这个非人的事实，觉得那是一件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共同事情。你也无法向任何人指出这个事实。你向谁去说这件事？它是多么令人难以启齿！多么令人羞愧和羞惭！何况这种事情，任何的别人都没有切肤之痛，谁来同你一道感受，体验你所体验到的这种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处境？人们会把你说的不当一回事，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他们凭直觉能够感到，你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事情的女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到底——他们会想——这种发生在夫妻卧室里的事情，旁人不好插嘴。在人们熟悉的那个传统中，没有身体的恰当位置，没有关于身体的伦理和真理，除了在一些所谓“黄色小说”中，现实中没有一个正人君子以理直气壮的方式，谈过身体的正当性、身体的存在、身体的伦理和身体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是，即使他们去做夫妻在卧室里所做的，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失误、一种不慎、一件和“背叛”有关的事情。发生在卧室里无声的杀戮就不叫杀戮？卧室里的人性缺乏就不叫人性的缺乏或丧失？那是一种真正可以称之为“杀人不见血”的做法。我要说——并且可以担保——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在我们的周围生活当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以一个颇为可观的数量存在着，只是缺少记载而已。无数像我这样的女性，只能在一种全然的喑哑无声中度过寂寞、压抑、受折磨的一生。在我自己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人当中，类似的事情就有若干起。——我曾经给一位割股动脉自杀的女友最后梳头、穿上殓衣，她是在与丈夫共同招待了家中的一位来客之后，深夜与来客同宿而被丈夫发现，羞愤之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一个女人，在丈夫仍然在家的情况下，与其他男人同眠？在她死前一个月我和她有过简短的对话，她急促地对我说：她丈夫“对谁都好，就是对我不好”。说实话，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认真把她说的听进去，也许她在寻求帮助，但是我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她。——一位在许多人眼中十分成功的男人被诊断患了肝癌，这种病一般活不过三个月，可是他的妻子却在几乎是他弥留的病床上，让他签了离婚协议书，并很快与别人结了婚。在外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可理解的。无论如何，这个人快要死了，再稍微等一等。据我后来的观察，这个在报纸上被渲染为几乎是千夫所指的女人，实际上是位十分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之后，有关这位死者如何“不解风情”“不行丈夫之道”的说法，陆续流传开来。我不敢断定，这个女人是否坚决不愿意做这个男人的寡妇，或者坚决不愿意这个男人以她丈夫的身份去世？如果是那样的话，需要多么大的隐痛，才能积累起如此深刻的怨恨和仇恨？诚然，在单个的男人和单个的女人关系之间，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或者说异质性，这一个故事和另外一个故事像两片树叶一样，不可能完全雷同；造成这些故事的病毒很可能不止一个，很可能存在其他的病毒及多种病毒并发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个结论中去；但如果说，在它们之间享有一个共同的病毒，有一种通病的存在，而且发病率并不算低，恐怕是不过分的。某种共同性还在于，这些故事中的男主角在世人眼中都是好男人、优秀男人、成功人士。他们的确有许多魅力，有许多过人之处，除了在卧室这种失却公共光线的地方，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令人满意、值得称赞的。然而这样一来，身处其中的女性就会更加孤独：你所碰到的并不是坏人，相反，是人们眼中十足的好人，他无意加害你，也无意加害任何人，甚至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特别不满，包括对于你本人，也心存善意，一如既往地对你好，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予以照顾，甚至并不把眼光落在别的女人身上！可以说，凡是在人们目光所及之处，他都像个模范，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如果其中有一位妻子去问丈夫为什么不上床睡觉，得到的回答会是如此不可思议：“我要写作啊。”处在这种境遇中的女性真可谓万劫不复了：她的家庭生活一部分是外人看得见的，是成功和令人艳羡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外人看不见的，是悲惨的、非人的。到底她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生活？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她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她是否应该坚持自己在卧室中看到的真相？是坚持从卧室这个视角去看问题，还是相反？这样一桩仅仅掌握在她一个人手中的真相到底有多大意义？是仅仅对她本人有意义，还是对他人也有意义？思考这些非常艰涩的问题，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分裂的，外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如此难以衔接。她在这中间努力挣扎、辗转反侧、反复犹疑，多次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立刻终止，但是总会有别的事情冒出来将注意力转移，让她觉得卧室里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一再拖延下去。某种界限一再动摇，一再遭到模糊，到头来连她自己也弄不清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中间是否有人要承担责任，或者由谁来担负主要责任。用哈维尔的话来说，生活是一个有机体，损害其中的一个器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肌体。失去了卧室里的真相，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开端。顺便说一下，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把握“经验的真相”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某种东西存在于某处，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肯定它的存在，允许它进入视野，渐渐能够和它产生对话，寻找出与它交流的语言，是一件吃重的工作。这里用得上一个词“确认”，有事实存在于某处，但是，人们没有对此加以确认，把它认可和接管下来，它就如同不存在一样。这里需要敏感、需要诚实、需要坚持、需要和“生活隐藏的层面”进行对话，把眼光放在“名不见经传”的事实上面，发掘出掉在生活缝隙中的东西。简单地说，多请教自己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请教名师、大师。很可能，只有建立在“经验的真相”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或者结构，才有可能是结实的、站得住脚的。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去。即使在那种因为不被确认而倍感痛苦的情况下，令我感到困惑的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性别，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性别。我渐渐发现，这不是发生在某些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某些个人的思想品质或者心理生理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有关的某种性别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中存在着某种病毒，这种病毒隐藏在谁的身上、什么时候发作并不重要；实际上，携带这种病毒的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对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实，他本人也困惑无比。他无意伤害任何人，到头来却深深地伤害了他最不想伤害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不满，他只是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感到十二分的不满。他也在苦苦挣扎，在进行某种自我战争，想要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但结果发现这非常难，难得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病毒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够制造的。在下面尝试对这种病毒进行分析之前，还应补充一句：我提及这种现象，并不否认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男女不平等，制度上的“男尊女卑”过去有，现在也有；对此，和对于其他不平等的制度一样，我一概地不接受并予以反对。但同时要考虑到，一种制度具有若干个侧面，很可能某种制度内部即存在许多断裂，因而它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具体面貌，不可以用一句制度上的结论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将切入的这个角度，也是整体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一个侧面，只是它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至今人们谈论得很少，尤其是给女性带来的影响，比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涉及的，还要复杂、缠绕得多。二比较起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更具有某种人性。虽然也是等级制度，但等级之间并非绝对森严，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度、“金榜题名”，而一举改变自己的出身，“鲤鱼跳龙门”，从“民”一跃而入到“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它有许多裂缝，允许并吸引社会底层的人加入进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与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生活。这在西方封建制度时期的等级制度中是难以想象的，平民出身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阶级所属，根本是无稽之谈。然而在表面上的人性化背后，中国封建制度也拥有一种更加残酷的实质——对于后加入这个制度的人，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你既然是空手前来，不具有任何积分和前提，不具有任何政治或者经济的背景，那么你只有无条件地屈从于现有制度，你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你屈从的程度成正比——你越是屈从，越是放弃自己的一切，你就越有可能往上爬，成为等级制度的更上一层，也就越体面、越风光。这种屈从已经到了完全把人掏空的地步。为了使其成为制度中的一名合格成员，首先要做的，是否定这个人身上一切自发性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直截了当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的宦官制度。早在甲骨文中，便有“阉割”的字样。阉割最先是一种对待罪犯以及战俘的刑罚，这些经过阉割丧失了性功能的男人，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