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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胆剑篇》1960年代初期，我国由于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曹禺与梅阡、于是之共同合作创作了这部五幕历史剧。《胆剑篇》通过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而后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故事，启发弱小国家的人民，只要能卧薪尝胆、奋发自强，就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剧本发表后受到广泛的称赞。茅盾如是评论到：这个作品，在所有的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中，不但最后出，而且也是惟一的话剧。作为最后的一部，它总结了以前的一些剧本的编写经验而提高了一步。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这部历史剧的得与失。《胆剑篇》像曹禺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尖锐的戏剧冲突。第一幕一揭开，就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越国的土地在燃烧，战胜的吴兵在抢掠，残暴的夫差在欣赏这场“美丽的大火”，被俘的勾践正辞别祖庙，而越国的不屈的百姓却沉默地聚集在禹庙外……这是吴国君臣欢庆胜利的时刻，却也是越国存亡的千钧一发之秋。另外被俘的范蠡在勾践的生死关头，拔剑而挟持伍子胥慷慨陈词……这一切甚至让不知名的吴国卫士脱口赞叹这些“杀不怕的越国人”。夫差前脚走了，苦成立刻就拔下了他的“镇越宝剑”。这既为剧情的发展打下铺垫，同时全剧的各种矛盾的端倪全部集中在这里，不禁让人把心提到嗓子眼。而且后面第二、三、四幕和第五幕让这种矛盾转化更深入、更剧烈的发展，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胆剑篇》更集中、更深入地表现了剧情的尖锐性和曲折性。其次，曹禺先生对“圆形人物”的刻画也大放异彩。伍子胥的形象除了保存了传统文艺中的基本性格，作者大胆的进行了再创造，传统的伍子胥的艺术形象，是被歌颂的忠孝的完人，如《浣纱记》所描写的“一生孝子，半世忠臣”，《胆剑篇》里的伍子胥，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性格特征的吴国统治者的英雄。他刚正忠直而又专横残暴，老谋深算而又骄矜自负，形成和吴王夫差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性格悲剧。另一个体现就是越王勾践的复杂性格。他虽然已当了俘虏，但还据理力驳夫差不勇不义，为此险些被处死，但是为了实现复国大业他又控制感情，向吴王谢恩并作前马；作者也呈现出他“不可与共安乐”的本性。为了复兴大业，他可以听纳忠言；可是在他重登王位后，当苦成老人忠言直谏，骂他没有骨气时，他又觉得伤了他君主的“尊严”。就是对于范蠡和文种，他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他们忠心能干，但又不满意他们过分能干。这些刻画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这些富有性格特征的传统形象在《胆剑篇》戏剧冲突的特殊构成里，进一步揭示出新的思想意义。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剧本，《胆剑篇》的成功，也不能不归功于语言的特色，特别是人物间的对白。剧本有些场面里的铿锵有力、富有诗情的对白，像第一幕范蠡和伍子胥的对白，勾践和夫差的对白，第四幕里苦成和勾践的抒情独白，它们感情充沛而富于表现力。作者所运用的语言很富有时代的特色，其结构、规律、表达思想的形式，都接近于他所描绘的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的特点，对于历史剧创作来说，这真是作者的独到的功力。《胆剑篇》在困难时期对宜传民气,战胜各种困难方面起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宜传一个民族的正气方面,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部剧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太强，曹禺先生主要是运用了敌酋的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愚蠢愚昧,眼光短浅来化解矛盾;其二,勾践君臣用重金收买敌方品质低下的重臣伯豁以达目的来实现自己崇高的目标;其三,利用巧合化解矛盾,也即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之力使矛盾缓和或者消解,解除自己的危难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自大和愚蠢上,这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传统技法,特别是我国的旧戏舞台上的传统技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夫差成为一个作家贯彻执行为政治服务,为主题服务,为既定的意念服务的道具，不仅是思想淹没了人物,而且是政治使人物变成道具。这点似乎影响到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理想化之嫌，而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不管怎样，在当时俯拾皆是的同类型的剧本中，《胆剑篇》以其尖锐的戏剧冲突的刻画、多面“圆形人物”的刻画、慷锵有力的人物对白的语言特色，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同时《胆剑篇》为政治服务,被时代的强制性要求所局限,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个文化现象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当然，仅仅从上述方面进行探索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作家是复杂的,一个作品也是复杂的。参考文献：[1]刘广辉.“胆”、“剑”相勾连——曹禺《胆剑篇》的创作得失[J].戏剧文学,2005.[2]刘有寬.漫談《胆剑篇》[J].戏剧报,1961.[3]刘延年.漫谈《胆剑篇》艺术上的得与失[J].北京师院学报,1980.[4]颜振奋.談《胆劍篇》的艺术成就[J].剧本,1961.[5]鄒荻帆.讀《胆劍篇》有感[J].剧本,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