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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共2页盛唐气象与盛唐风骨摘要：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首次提出“盛唐气象”这个概念。林庚先生指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林先生这里指出了盛唐气象的本质，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透露出“风骨”是唐诗的重要特征，但“风骨”并不能全面反映盛唐诗歌的总体特征。清人王士祯《师友诗传录》云：“盛唐诗或高，或古，或深，或厚，或长，或雄浑，或飘逸，或悲壮，或凄婉，皆可师法。”而盛唐气象就是这诸多风格凝聚渗透之后所生成的总体风貌。关键词：盛唐气象；风骨；内涵（一）“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提出及其解说由来已久，无论是六朝时期的书、画美学理论，还是齐梁年间的诗、文理论著作，都曾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以“风骨”来品评或阐释艺术对象。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专篇来论述“风骨”；钟嵘也在他的《诗品》里推赏“建安风力”，认为曹植的作品“骨气奇高”，刘桢则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些论说对盛唐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深刻影响的。殷璠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是正确的。近人往往认为唐代上承南北朝，其诗歌以溶合北方刚健、南方清丽见长。如梁启超所说：“经过南北朝向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于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入伉爽直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的一路。”是不是南北文化的简单相加，魏晋风骨加上六朝靡丽就形成了唐诗，就能形成了盛唐气象呢?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中“风骨”的概念，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看，为刘勰首创。这一概念既总结了汉魏以来文学的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建安风骨”创造的艺术经验，同时又直接萌发了初唐陈子昂所呼唤的“汉魏风骨”，对后来刚健、爽朗、生动的“盛唐之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中是这样阐释“风骨”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关于“风骨”历来有十几种解释，其中以“风意骨辞”说和“情志事义”说影响深远。历代学者论及风骨时,常以“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作为品评诗歌的标准和圭臬。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它继承了建安文学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由于唐朝国力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开明,使唐代士人对前途充满乐观的理想和信念,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因素,唐诗在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扬弃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质和风格。同时,唐诗脱胎于六朝诗歌,六朝诗歌风格绮靡轻艳,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所谓“乱世之征,文章匿而采”(裴第2页共2页子野《雕虫论》),对待六朝文学传统,唐人在变革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试图用南北文风溶合的方式改革诗风,魏征将南北朝文学各自的特征作了比较,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轻音,简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二）“盛唐气象”这一文学概念滥觞于南宋严羽,但他并未将其作为诗论中的专有术语而完整地提出,只是在论述诗歌发展演变和创作方法时分别提到“盛唐”和“气象”。《沧浪诗话·诗法》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沧浪诗话·考证》曰:“‘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答吴景仙书》云:“盛唐诸公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同时，严羽还有“盛唐风骨”的说法，所谓“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注：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引自《沧浪诗话校释》）。但“盛唐风骨”并不能涵摄盛唐诗歌的全貌。例如，杜甫而言，杜甫诗歌集众家之所长，古人云：“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恣，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魏庆之《少游进论》）“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显然，杜甫诗歌具备风骨，而又非风骨所能尽囿，于雄阔高浑之外，还有逸宕奇仄、委婉细密之处。清人王士祯《师友诗传录》云：“盛唐诗或高，或古，或深，或厚，或长，或雄浑，或飘逸，或悲壮，或凄婉，皆可师法。”而盛唐气象就是这诸多风格凝聚渗透之后所生成的总体风貌。从这看来，“盛唐气象”并非一种面貌，“盛唐之音”决非单一声部。它不仅撷取了千汇万状的古今中外艺术文化，浑融了进人隋唐以来一个多世纪探寻求索的审美成果，从而将中国古典审美文化推向了雄浑与秀丽统一、“风骨”与“兴象”并重的丰厚境界和最高巅峰，而且以其充盈圆熟、高苍浑朴的博大精神及多维指向，开启着中唐时期、甚至整个隋唐后期艺术审美的历史转换和更新。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曾这样谈到两种“盛唐”在美学上所具有的“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束，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抑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盛唐气象”所呈现的艺术审美境界、所显露的历史时代精神、所具有的审美文化意义确应在此层面上来加以领会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