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

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韩庆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1978年以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对领导干部就提出一个要求，要懂得经济，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人又强调讲政治，所以领导干部也应该懂得政治。所谓的政治，我的理解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整合公共资源，进行公共管理，服务公共利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和人级层面上来加以考虑。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发展论的集中体现，这就意味着对领导干部又提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哲学的智慧是武装头脑的。当局的领导干部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头脑，而有智慧的头脑是用哲学来武装的。哲学的精髓怎么来理解呢？那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解释事物的内在矛盾，全面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提供事物发展的价值导向。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而这五个方面都与哲学息息相关。第一个方面，把握与贯彻上级的意图。要把握上级的意图，这里边就需要通过现象来把握本质，因为上级的一些精神、一些思想、一些观点精神实质如何理解，这里边有一个哲学的思维方式，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领导干部的第二项工作，做出科学的决策。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领导干部一是拍板，二是用人。这个拍板的问题，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领导干部要做出科学的决策，有一个前提，就是他面临的客观实际要做出科学的判断。要对客观实际做出科学的判断，需要一个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思维，那就是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统一的问题。领导干部的第三项工作，选好用好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选用问题，恐怕有一个前提，要对所选的对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那么如何对所选的对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这里边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如何避免先入之见，尽量客观的来认识和把握你所选拔的对象，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一个哲学关系的问题。领导干部的第四项工作，有效实施科学管理。在今天，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要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有一个前提，那就要对人性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把握，要科学把握人性，就离不开哲学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最后一项工作，服务群众利益。这是一道上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边的哲学问题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所以领导干部要处理好自己所面临的各项工作，一点儿也离不开哲学。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哲学虽无小用，但有大用；哲学虽无浅用，但有深用；哲学虽无近用，但有远用。所以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哲学就是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领导干部的各项工作当中，那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就需要领导干部掌握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用哲学完整的看待和分析事物，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视角：一是考察事物自身的客观性，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内在要求树立求实思维；二是考察事物自身的全面性，内在要求树立系统思维；三是分析事物自身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分析事物的内在本质联系即对立统一关系，内在要求树立辩证思维；四是深入揭示事物的发展及其内在动力矛盾，要求树立过程思维；五是弄清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式即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内在要求树立实践思维；六是认识事物和实践对人的关系及其意义，树立人本思维。所以完整来讲，哲学把握分析事物为我们提供了六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下面我分别按照这六种基本方法来谈。1、求实思维与认识国情1、1客观认识事物的方法求实思维与认识国情，这是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的方法，我们大家解决一切问题，首先取决于对这个事物的认识。那么对事物是否得到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讲，人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主观出发来看待分析这个事物；第二种是从客观出发，来分析和看待事物。这是两种看待事物的一种基本的出发点，或者两种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尽量避免先入之见，要避免带着主观的好恶和情感色彩来看待事物，要尽量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带个人的主观偏好和先入之见。但是人们要客观地认识事物比较难，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人的主观本性。因为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总是具有主观好恶的、情感色彩的、具有抑制的，有时候往往是先入之见的。带着情感、带着主观偏好来看问题，带着有色的眼睛来看问题，所以有时候很难来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因为认识事物本来面目比较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要采取几种方法，来客观的认识事物，以达到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书本理论也好，上级政策也好，都有正确的一面。上级的政策、书本的理论往往是反映一般性的东西，那么一般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可能和地方的个性有一点出入，有一点差距，甚至有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上级的政策、书本的理论符合我们这个地方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理论，贯穿这种政策。当书本的理论和上级的政策，和地方的特殊实际有某些方面不符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客观实际来丰富书本的理论，来完善上级的政策。这里边就贯穿了我们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毛泽东和王明当年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革命问题的。王明书本理论懂得很多，他书房里堆的书成山，你说哪一个观点在哪本书里边，在哪几行，他倒背如流，应该说他读的书远远比毛泽东要多得多，但王明看中书本理论，他唯书。从书本理论出发，来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城市的武装暴动。毛泽东也是注重理论的，但是他更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毛泽东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道路，实践证明这个道路是成功的。所以我想，当书本理论和政策、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出发点、立足点就应该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怎么理解？这个命题耳熟能详，我们经常讲，从实际出发，哲学告诉我们，要把握实际所存在的时间，把握实际所存在的空间，把握实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我想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也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条件，这个事物就不一样。所以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这个事物所存在的时间、空间，所面临的条件出发，这样就比较容易客观的来把握这一事物了。二、力戒以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为尺度来看待事物如果把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绝对化，缺乏理性的分析，就容易走向对事物的主观认识，而不是客观的认识，看不到事物真实的面貌。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充分认识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偏好的一种局限性，然后把我们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一种理性认识。在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往往是带着个人的情感偏好、主观好恶，来看待人，看待对象，看待事物，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要正确认识事物，作为认识主体，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个人的主观偏好、情感是具有个人的局限性的，是一种先入之见，应该立即避免这样做，尽量去通过不断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比较，不断地反复，不断地总结，来检查自己的认识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三、要避免完全带着个人利益来看问题马克思在1846年讲了一个观点，“人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这就是说从利益出发看问题是不可避免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总是带着自己的利益来看问题。比如说看待一个人，当这个人和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时候，跟我关系相当好的时候，我很容易把他的优点发扬光大，对他的缺点可能就视而不见；而另外一个人和我有利益冲突，我们之间有矛盾，那么我很容易把他的缺点发扬光大，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所以带着利益出发来看待人，就很难达到对这个人的客观认识。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看待对象的时候，就要尽量的把个人利益、问题放在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事物对象的客观认识。所以哲学给我们领导干部提供的第一个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就是要从客观出发，避免从主观出发。1、2案例：如何认识中国国情这种求实思维，实际上对我们领导干部做好我们的工作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一个如何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讲，有一个如何认识你单位的具体情况问题，这里边我想通过分析国情就会了解到这种哲学方法对认识单位的情况有多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在1978年以前，我们在认识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是有教训的，其中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有时候从书本理论出发，从上边出发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当时的书本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社会主义观强调生产力这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在马克思的受理观里，更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要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批判私有制，通过这个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给我们提供很多关于生产关系领域革命的一些思想资源。我们的上就是当时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出，在当时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历史地看，这个社会主义模式它也主动在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所以当时我们认识中国国情，从上，从书本出发，很自然的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比较偏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同志们看一看，1978年以前，我们所搞得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当中来进行革命的。一大，大跃进；二公，人民公社；三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正是这样认识我们的国情，所以我们那时候讲，经过7、8年赶超英美，再过多少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犯了盲目冒进的这种急性、急早病。这说明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上出了问题，从书本出发，从上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特有的实际出发。1978年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首先是改变了认识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书本理论，不是我们的上，而是中国特殊的实际，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出发，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最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对国情的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不大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相当不发达。正由于我们从这两个方面认识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提出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根本任务。我们把工作重点由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转向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工作重点的转移，也与对国情的认识直接相关，而对国情的认识与认识的出发点直接相关。由于我们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根本任务，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来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据当时我们的认识，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有些方法，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比如说市场经济，比如说股份制、证券市场、外资、资本主义管理的经验、先进的生产力方法，这些拿过来，都有力推进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但要把这些东西加以借鉴，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思想上恐怕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过去我们把这些都贴上姓自己的标签，面对这个新问题，我们又怎么办，又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那就是从发展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应该大胆的拿过来为我所用，尽管贴上自己的标签；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尽管会贴上标签，也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可以看一看，正由于认识的出发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所以对国情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因为对国情认识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你看这变化大不大。我想我们的领导干部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有一个如何来认识新岗位的具体情况的问题。陈云同志讲这么一段很精彩的话，说“我们一个人应该用90%的时间用来搞调查研究，弄清具体情况，然后用10%的时间来做出决策”，这话讲得太精彩了。就是说我们领导干部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把握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如何来准确科学地把握单位的具体情况呢？首先面临的就是你的出发点问题。到一个新单位，过于翻书本理论，不去了解这个单位的实际情况，沉不下心来深入群众，把握具体情况，可能就会对单位的具体情况做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道听途说，听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