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

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2005年6月20日目录：1、人文教育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2、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七个问题3、大学的文化之根4、哈钦斯的大学理念与芝加哥大学的转型5、哈佛三校长与哈佛“红皮书”6、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五个阶段7、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8、芝加哥大学的模式9、斯坦福大学的新模式10、所谓哈佛模式的误导11、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人文教育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提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几乎是人人都会赞同的。但是，要在当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条件下制度化地落实“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却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因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实际涉及到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转型问题，涉及到重新界定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理念以及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确切地说，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实际是要求深刻转变我国大学数十年来早已形成的传统本科教育模式，亦即从以往那种只注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所谓“大学的人文教育”，实际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因为研究生教育显然必须注重专业教育。虽然“人文教育”本身可以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概念，但“大学的人文教育”是指大学有义务有责任为所有本科学生提供人文教育，而本科毕业以后的人文教育则主要是个人的安排问题，不再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实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阶段的制度化通识教育。如果大学本科教育的模式从第一年开始就着重强化专业发展，那么“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就难以落实。因此，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说首先就是强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需要重新界定中国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最基本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知道，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采用了苏联的大学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实行专业教育，本科一年级就分专业，因此我们的大学一直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与此相应也就历来缺乏“大学人文教育”的制度与传统。客观地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采取这种本科专业化的大学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急需技术人才，本科专业化可以节省成本在四年内迅速造就技术人才，而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技术骨干作用。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都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过早过窄过细的专业划分恰恰严重限制了我国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尤其不利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前沿性思维和研究。此外，以往采用这种本科专业化的模式部分也是因为以往研究生制度尚未发展，而今天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普遍化制度化，真正的专业教育实际已经主要是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学如果再继续以往的狭隘本科专业化培养模式，实际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当性。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和各高校都开始探索大学本科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1995年国家教育部门在部分高等学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尤其1999年后，教育部决定批准建立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进一步促进了许多高校探索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问题。北大、清华、复旦、武大等高校最近都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本科教育要走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力图改变我国大学历来缺乏通识教育的状况。可以说近几年来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正处在体制转型中，希望找到具体可行的道路，从只有专业教育转向发展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我们这次会议的许多学者，都亲身参加了近年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实践，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从教师和学者的角度交流和总结最近五年左右国内高校尝试本科通识教育的经验和问题。因此我想强调，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抽象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学的历史发展和近年来我国大学已经做出的努力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但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从强调专业教育转向注重通识教育，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近年来各校的许多尝试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尝试都为探索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转型积累了经验教训。另外则是一些外在的困难。首先是大学扩招带来的困难，因为本来是在摸索本科教育的转型，但扩招以后出现师资不足问题，师生比例严重失调，工作量大幅增加，把这么多学生安顿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本科转型摸索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第二个不利条件是大学教育的全球化。大学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后果是片面或极端强调科研，轻视教学，尤其轻视本科教育，这对中国大学的本科转型和大学人文教育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里我们必须正视克拉克·克尔（ClarkKerr）早已指出的现代大学本身的基本问题，即现代大学不像传统的书院那样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诸多相互矛盾的亚共同体所组成。用克尔的话讲，一个现代大学包括“本科生的共同体，研究生的共同体，人文学者的共同体，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职业学院的共同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的共同体，以及大学行政干部的共同体”。所有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张力和冲突。“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复杂性实际就在于，它几乎涉及上述所有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我们以往讨论大学问题往往比较简单化地把大学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一个矛盾，亦即大学内“行政干部的共同体和非学术人员共同体”为一方，而大学的所有其他“学术人员共同体”为另一方的矛盾。这种简单化的看法实际掩盖了今日我国大学远为复杂的现实，尤其是掩盖了大学内不同学术人员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也掩盖了大学行政当局与大学内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亲疏关系。例如，就中国的多数大学而言，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自然科学家共同体”历来在大学内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不但多数大学校长来自这个共同体，而且“自然科学家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常常主导甚至主宰大学的方向，包括主导大学的人文教育方法和方式，以至学术的评鉴方式等。而晚近十年左右，中国大学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职业学院共同体”特别是商学院和法学院等共同体在大学内的地位和影响急剧扩张。这两种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而言都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不利的影响。因为无论“自然科学家共同体”还是“职业学院共同体”，都不是“大学人文教育”的担纲者。中国大学的本科转型与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首先突出的是“本科生共同体”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本科生共同体的人文教育问题，而这实际需要提升大学内“人文学者的共同体和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的地位和影响。但这必然导致与其他共同体的矛盾。因此，今天讨论大学问题，不宜采取把一切都一锅煮的态度，而需要首先明确我们所要讨论的大学问题究竟涉及大学内部哪些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讨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实际涉及如何调和或理顺大学内部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如何使大学内部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我想强调的是，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其他的体制改革可以代替的。例如，即使大学的行政体制和人事聘任体制都理顺了，也并不表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我在下面因此想提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大多都涉及如何在大学内部不同共同体之间达成更平衡的关系。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七个问题粗略而言，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七个主要问题：1.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本科教育与高中教育的关系；2.大学人文教育必须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明确“本科教育”有其独立的培养目的和目标；3.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4.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必然涉及所谓“文—理”之间的关系，但今天的“文理关系”与传统的不同，更多涉及的是与诸多新的应用学科的关系；5.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将凸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矛盾；6.大学人文教育一定会重提百年来的老问题——中西文化问题；7.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处理好课程设置的“纲”与“目”关系。1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与中学，尤其是高中教育的关系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如果真正转向首先注重本科通识教育的方向，实际必然要求改变目前我国的高考应试方式，以及目前中学从高中开始就“文理分家”的状况。哈佛大学1945年的著名“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对“二战”以后的美国通识教育影响很大，它谈的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但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谈中学教育。事实上不注意中学与大学的衔接，也就不能设计好的大学人文教育课程。2大学人文教育必须首先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明确“本科教育”有其独立的培养目的和目标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仍然有待认真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究竟何在？现在很多大学似乎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种指导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检讨的。严格地说，这种指导思想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是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比例问题，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指导思想恐怕仍然是以往强烈的“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传统的延续，仍然没有真正把大学本科教育阶段视为具有独立的目的和目标，而是对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含混不清。实际结果是把以往的“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变得相当于过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则变得相当于过去的大学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强调的是专业教育，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制度和传统。3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中国的商、法学院目前的很多问题不可能短时间解决，但值得提出来讨论。就像50年代大学强调专业教育是为了中国工业化亟须一样，近年商、法学院大量扩张是为了市场经济亟须，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国的商、法学院应该像现在这样一直放在大学本科，还是应该在适当时候停办本科，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值得提出来讨论。目前提出停办商、法学院的本科，转为“后本科的职业学院”，往往会被人指责为采纳美国的模式。我认为这并不成立，我们不能说因为是美国的模式，我们就不用，而是要看它好不好，好就要用。商、法、经管学院的学生今后将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到底受到过什么样的人文教育，他们的人格和道德素质如何？他们十七八岁直接就读商、法学院，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挣大钱，往往人文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都无从谈起。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商、法学院要不要人文教育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教育，而且更在于商、法学院占据大学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源，会对整个大学本科教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在那样一个商业化和消费文化诱惑非常多的社会，能够非常安安静静地读圣贤书？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的商、法学院像中国一样是办在本科的话，我相信美国大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及其通识教育制度多半难以维持。因为每个家庭都会做很简单的计算，如果任何人并不需要经过本科四年教育，就可以直接选择挣大钱的职业教育如商、法学院，那我们可以想象，还会有多少美国家庭会先花四年的冤枉钱，供自己的子女先读文理学院，然后再去商、法学院？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投资让子女直接读商、法学院？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反过来，正因为必须先读四年本科才能报考商、法学院，同时事实上只有文理学院的最优秀的学生才能上精英的商、法学院，这样就能一箭双雕，既强化了大学本科的人文通识教育，又确保了商、法学院的学生必然是已经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商、法学院转为“后本科的职业教育”，大学本科的人文教育才能比较从容地设想、强化和改善。4大学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虑“文—理”关系“文—理”关系现在比较复杂，传统的“文—理”关系指文史哲与数理化的关系，但现在“文”的方面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两者间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