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北美中国史研究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北美中国史研究——以孔飞力《叫魂》为例摘要关键词史料的扩充：1、文学资料的运用，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如《聊斋志异》、《清稗类钞》（徐珂）、《子不语》（袁枚）、《万历野获篇》（沈德符）、《平妖传》（罗贯中和冯梦龙）；2、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种学研究，民俗、宗教学研究，“头发与邪术”、“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2、建筑书籍：中国古代关于建筑风水的书籍《鲁班经》，“妖术预防法”；3、来往的信件《朱批奏折》；4、法律汇编和审判记录：《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读例存疑》（薛允升）妖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同时也是隐喻性叙述，表明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约定成俗的叙事类型是相似的，这个叙事类型”通常用来赋予生活中的事件以文化意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的文本性”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历史是以“文本”的形式“承载”自己和展示自己，二是指历史在文本的书写与解读中“建构”其意义。历史叙事：以时间为顺序，“各省的清剿”：“江南的隐情”——“接踵而来的危机”；“妖术的踪迹”：“妖术西行”——“运河上的妖术”——“对嫌犯的围捕”；“终结”在故事的第二个版本的中，作者站在弘历的视角，给读者叙述了一个虚假的故事，作者故意虚张声势，巧置悬念，让读者信以为真，慢慢掉入作者布置的陷阱之中，以为“叫魂”事件背后确实有一个政治大阴谋。“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106）“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110、111）；三个版本的故事：1、流传于百姓中的妖术恐慌；2、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雾；3、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整体史的研究方法：清中叶的社会状况第十章“主题和变奏”，夏蒂埃《文化史：实践和表象之间》心理分析：“君主：真实和幻影”；“江南问题”（97）“源于南方的罪恶”（101）“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106）推理与猜测：“礼律条款下的妖术”（114、115、116）；“刑律条款下的妖术”（117、118）；“对叫魂应如何处置？”（123、124）微观史研究视角：1、聚焦历史小人物，“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2、对巫术（妖术）的关注；3、多样化的史料选择：文学作品、原始信件、民间传说、民俗资料、诗歌、档案资料；4、提名法；5、“线索”法（“猎人”的比喻）；6、证据之上的推测范式；7、标新立异的叙述法张四、蔡廷章（吴元僧人）、靳贯子（算命先生张四儒、玉石僧人）、韩沛显（明远和尚）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叫魂”的第一个版本“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德清县的石匠们萧山事件胥口镇奇事——叙事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推理、分析第二章盛世从经济（人口增长、农业、手工业）、政治第四章罪的界定——“叫魂”的第二个版本“源于南方的罪恶”——“发生在山东的案例”——（由叙事转向分析）——“《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第五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躯体与灵魂：“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头发与邪术”——“妖术预防法”对僧道的怀疑：“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叫魂”与“屠猫”前言：新文化史的兴起“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被称为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1，在此之前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转折2。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3新文化史得名于1989年出版的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它将此前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都一统麾下。”4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主要有：“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和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和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5在历史学主流中，新文化史取代了社会经济史；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中，也出现了向文化1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复旦博士论文）2这五次转折分别是：“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第五次转折发端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422。3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8页。4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5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彼得·伯克归纳出新文化史的五个主要特征，它们分别是：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参见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7页。史的转向，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中的重要内容。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似乎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文化作为一项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史也可以理解为“文化转向”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1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了“文化”这个概念，新文化史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史学研究风气的转变，这包括：“（1）在西方史学主流中，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2）在文化史学科内部，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3）在历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向侧重文化分析与文化因素的转向。”2新文化史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学术大背景下的产物。具体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3尤其是在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下，新文化史逐渐形成、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学派。周兵说新文化史“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获得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4本文主要是介绍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将之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做一个大胆的比较，试图对《叫魂》做一个全新的解读。虽然，《叫魂》并不是一本新文化史著作，但孔飞力的学术背景——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界甚至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共同成长5——不可能不对他的治史方法产生影响。关于前人对《叫魂》的评价有很多，但大都是书评，这些书评与相关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叫魂》史实的分析和讨论，少数关于讨论《叫魂》史学方法的文章，也大多强调了年鉴学派“新史学”、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史观和历史叙述主义、人类学的影响6，虽然有一个作者提到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7，1文化的概念和定义非常模糊而且繁杂，但新文化史家倾向于接受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如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等。2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19页。3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59页。4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5孔飞力195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本科期间选择了历史学专业。6这些文章包括：《在《叫魂》中找寻发辫的历史——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三人谈》、《学术取向之转变——从《发须爪》到《盗魂者：1768年的中国妖术恐慌》》、《历史的隐喻——读孔飞力《叫魂》》、《《叫魂》的历史人类学解读》等。7参见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第四章“《叫魂》：对晚清变革前夜的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1页。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的分析。本文尝试结合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七个方面来分析《叫魂》的独特魅力之所在，通过对《叫魂》、孔飞力、新文化史三者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探索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史学撰写方式，并反思当下国内尴尬的史学处境，进而思考国内的中国史写作。一、微观史学与《叫魂》的独特视角“微观史学”（Microhistory）1最早诞生于意大利，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属于新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微观史学是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2在理论上，微观史学的研究极大地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首先，微观史学所试图建立起的就是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宏观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只是作为探讨的背景，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3其次，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在方法上也就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而其结论又能放到更广阔的范围中。4微观史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方法模式：（1）提名法（2）证据范式。所谓提名法是指“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无论是金兹伯格笔下的梅诺乔，还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史景迁的王氏妇人，这些都是明确到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上的一种微观史学。“聚焦到名字和从1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等，他们首创“微观史学”这个词。《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奶酪与蛆虫》是微观史三大经典著作。2陈启能：《略谈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页。3这种侧重恰与文化人类学对表现文化的符号和仪式等的关注相一致。4如吉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便又可以衍伸开作为一项普遍性的结论。名字发散开来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之中。”1《叫魂》把研究视角聚焦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上，围绕着“叫魂”事件，叙述了卷入“叫魂”案中的每个人的遭遇，他们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有名有姓的人，尤其是乞丐和僧人，如德清县的吴东明、沈士良、计兆美，萧山的巨成、净心、超凡等和尚，苏州的丘永年、陈汉如、张玉成等乞丐，浙江湖州府的净庄和尚在山东被抓的蔡廷章、靳贯子、韩沛显、李绍舜，还有蔡捕役、知县、巡抚、山东巡抚富尼汉。等等。孔飞力将这些人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叙述一个完整的“叫魂”故事。虽然，《叫魂》没有把视角对准一个人或一个具体社区，而是众多与案件相关的人，并且故事发生范围几乎跨越半个中国，这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有不同之处，两者都是把视角聚焦到几个人和一个小社区之中。但《叫魂》从“叫魂”这件具体而微的小事情出发，采用“自下往上”的历史研究视角（historyfrombelow），通过“叫魂”一案的发生、蔓延、高潮到终结，分析了君主的政治高压和普通民众的歇斯底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