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逸闻趣事

周恩来与中国四大名酒的逸闻趣事周恩来总理一方面有着随和而谨慎的温文尔雅，但另一方面却也有着至情至性洒脱不羁的阳刚之气，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的能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据说他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但为了工作也可以喝大量的酒。不少外国政要不仅佩服周总理的治国才能、外交风度，同时也叹服他的酒量。最夸张的一次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一次喝过25杯泸州老窖大曲酒，照样还能神情自如地与名界代表谈笑风生。难怪警卫员都说：“够我醉三次的酒，总理一次喝完却没有任何失常。”那么多年来，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总理让人由衷敬佩，但那个爱喝酒的美男子周总理也让人深深喜爱。特别是关于周总理和中国四大名酒的深厚渊源和逸闻趣事更是让人津津乐道。新中国四大名酒——茅台酒、汾酒、泸州老窖特曲酒、西凤酒就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的第一届评酒会上诞生的，可谓是一度振兴了我们中国的白酒。在四大名酒里面，周总理与泸州老窖特曲之间留下不少佳话。当年日内瓦会议，周总理就曾同时调集过40坛中国白酒作为宴会用酒，这其中就包括泸州老窖特曲。那么多年来，它们也算是周总理代表中国形象与世界交会的见证者。据说，不仅是周总理，就连周总理的战友邓小平和朱德都爱喝泸州老窖特曲。半年多世纪过去，周总理已经音容不在。虽说岁月无形光阴无味，于总理关怀下成长的四大名酒命运却是各不相同：汾酒和西凤酒似乎已经没有当年风采，但茅台和泸州老窖却酒香依旧。周恩来批捕胞弟的无奈与智慧近年来境外一些周恩来研究者找到了一个很有蛊惑力的史实，那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曾经亲自下令批捕过他的胞弟周恩寿。这在西方人看来的确不可理解也不近人情，凭借周恩来的资历、在党内的威望，保护一下蒙受冤屈的胞弟应该并不困难，但他还是“下手”了，把弟弟送进了监狱。这对于贬损周恩来的人格是一个重磅炮弹，因为他们也感觉到，对中共领导人下手最困难的是周恩来。从政治智慧、人格魅力、不谋私利、民众威望，都难以找到让人信服的论据，这件史实却可以反复炒作，那就是周恩来为了政治缺少人情，对弟弟都可以送进监狱。这种误解来源于对中国特殊政治年代的残酷性缺乏基本了解。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比他小6岁，出生于淮安，字同宇，1918年14岁时随父与长兄恩来，先后在沈阳、天津求学，1921年和长兄周恩来一样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受长兄影响，周恩寿也参加革命，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他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寿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缉，为了躲避迫害匆忙逃离，几年间东躲西藏也就脱离了党组织，1928年前往吉林伯父处谋职，任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但周恩寿对革命依然向往，1928年初，兄嫂周恩来、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经大连遭日本水警盘查，被迫折返吉林。周恩寿随机应变掩护长兄嫂，并陪同到哈尔滨脱险。抗战胜利后，周恩寿在北平与长兄恩来见面，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周恩来嘱李克农、赖祖烈交其一笔资金，到天津做生意，为当地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和医药，继续为地下党提供掩护以及经费和药品。1947年9月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除供认是周恩来胞弟外，没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情况。同年12月被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曾是恩来化学老师)和常策欧(是恩来的南开同学)保释出狱．继续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和工作。解放后，周恩寿的职务很低，1950年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任北京钢铁工业局科长，最高只是在1959年担任内务部专员。从周恩寿的履历看，一是清楚，二是对革命有过贡献，三是虽然因被通缉脱离革命队伍，但并没有做有损于革命的事情。周恩寿做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和要好朋友凑在一起也难免谈到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违反经济规律，其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就是好朋友之一。刘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红卫兵从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寿与两位教授的来往证据，王光琦和两位教授马上被揪斗，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杀，这还没完，红卫兵又把诬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江青拿到当然很得意，这个凶神恶煞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立即专政，“痛打落水狗”。但他表面上要给周恩来一点面子，同时也给周恩来一个难堪，让周恩来保护不行，不表态也不行，这个30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批示：请总理阅。短短几个字，分量很重，谁都知道江青的特殊身份，谁都知道她整人不眨眼。周恩来像很多文革中遇到的事情一样，非常为难，但他做出一个让江青和中央文革都目瞪口呆的行动，亲自批示把弟弟送到监狱审查。西方人和当今中国的年轻人都会疑惑，何必送到监狱，大义灭亲也不该不讲亲情。但这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文革，文革中监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因为监狱毕竟不能打死和用皮鞭乱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红卫兵冲进多少无辜的人家里，肆意凌辱，皮鞭乱抽，很多人被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少当年被红卫兵、造反派斗的难以忍受的人，都盼望能够到监狱里去。周恩寿关押在北京卫戍区一个腾出来的房间里，每个人一个房间，还可以在走廊中走动。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寿说：“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周恩寿也说：“在外面就是死无对证了。”言外之意是江青等人可以借红卫兵的手整死周恩寿，然后从政治上再搞臭他并株连周恩来。周恩寿是在周恩来去世九年后离开人世的，那些年正是人们对周恩来异常怀念的年代，但他非常低调，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走动给自己的子女跑官。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地位显赫的，因为他知道这与兄长的信念吻合。可以想见，周恩来如果多活十年，也同样不会让自己的亲属借助自己的威信扶摇直上的。周恩来的幽默反击周恩来总理很有政治智慧。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有一次在一个外交场合，赫鲁晓夫有意刁难和奚落他，说：“周总理，我和你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我出身于无产阶级，而相反，你出身于资产阶级。”怎料到，才思敏捷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反击：“但至少，我们都有一点相同的地方。”赫鲁晓夫报以好奇的眼光，周总理继续说，“那就是，我们都背判了原来的阶级。”另外，还有个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过招”的故事。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曾给周总理出了一个难题，两人闲聊，冷不防基辛格出言突击：“我发觉我们美国人走路时总是抬起头，相反，你们中国人走路时，总喜欢低着头，你说是为什么呢？”周总理同样反应敏捷，含蓄反击：“因为我们中国人正在上山，走的是上坡路，相反你们美国人在下山，走的是下坡的缘故。”周恩来三个干女儿全遭横祸在周恩来嫡长侄女、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的157页留下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3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认作干女儿的名字，周秉德也就说不清。现在笔者从有关资料中终于查找到了，她叫谌曼里。谌曼里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谌志笃的大女儿。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谌志笃怀着一腔爱国热血，毅然要正读初中的大女儿曼里投笔从戎，到重庆参加战地服务团，直接上前线为抗日服务。1938年当谌志笃得悉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到武汉后，又亲自将女儿曼里由重庆送往汉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直接把女儿交给周恩来、邓颖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颖超将谌曼里带回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延安从事京剧、昆曲等研究工作。谌曼里才貌双全，工作刻苦认真，周恩来、邓颖超十分喜欢她，就认她为义女。正在谌曼里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时，1945年11月1日，陕北下起了秋天极少有的大雨，谌曼里所住窑洞被雨水浸泡坍塌，致其意外死亡，时年仅24岁。周恩来的『茅台外交』策略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谈。7月10日上午参观完故宫后，基辛格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会谈。会谈之初，由于双方互不摸底，谈话都非常谨慎，神经高度紧张。到了中午，会谈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周恩来话锋一转：“我们不如先吃饭，烤鸭要凉了。”午饭共有12道菜，“唱主角”的是北京烤鸭。周恩来向基辛格介绍烤鸭的吃法，并亲自为他夹上片好的鸭肉，放在荷叶饼上。临近午饭结束时，周恩来提议大家举杯，喝中国的“国酒”——茅台酒，预祝双方下午的会谈取得成功。这次举杯喝酒，后来被国际舆论称为周恩来的“茅台外交”。这天下午和第二天的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起草基辛格这次访问的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决定发表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尼克松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并于1972年2月按计划如期访华。从此，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此之前——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被国际舆论称为周恩来的“乒乓外交”。后来，人们把“乒乓外交”、“烤鸭外交”、“茅台外交”，统称为周恩来的“三大外交策略”。周恩来总理的“烤鸭外交”周恩来总理的“烤鸭外交”周总理设宴帅府园全聚德根据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1月27日，周总理宴请缅甸总理奈温；1960年3月21日，宴请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等，吃的都是烤鸭宴。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庚子年除夕，中午12点半，周恩来总理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行，中方参加人员有陈毅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缅方参加的还有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一共34人。而此次宴请的背景非同寻常。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而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利用这一点大造声势，“中国威胁论”等荒谬言论喧嚣一时。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新中国与缅甸存在未划定边界的问题，双方就此开展过多次会谈。本着愿意同缅甸睦邻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摆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奈温总理是访华次数最多的缅甸领导人，一生共12次访华。1958年，奈温出任缅甸内阁看守总理，并奉命组织大选选出新总理。1960年对中国的访问，是他第二次，也是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次访华。此前，中缅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但由于缅甸国内的原因，边界问题未能获得最终解决。按计划，1960年2月将举行大选，奈温以他特有的果断，决定在他看守政府任期内解决这一问题。1960年1月24日至29日，奈温来华商讨边界问题。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庚子年除夕，双方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对于协定和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已基本达成一致。总理的宴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宴请被选择在帅府园烤鸭店举行，它是1959年10月1日开业的，作为全聚德开的第二家分店，称为东号。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这里请外宾吃饭。现将开放档案中记录的当天菜谱转录如下：四冷盘：卤翅膀、糟鸭片、鸭肝片、拌鸭掌热菜：鸭四宝、炸胗肝、爆鸭心烤鸭、鸭架白菜汤、蒸蛋糕、蜜汁梨、鲜果有关宴请活动的详细情况，开放档案中并没有记录，但根据事后的情况来看，这次宴请显然是一次水到渠成的“烤鸭外交”活动。1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与奈温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了字。至此，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中缅边界条约》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是运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的第一个成功范例。中国愿意同邻国睦邻友好交往的真诚愿望以及周恩来总理超凡的人格魅力给奈温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他与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缅甸时，已担任总统的奈温破格给予了最高礼遇，以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在欢迎宴会的讲话中，一谈到周总理，奈温不禁潸然泪下，有十来分钟低头不语。此情此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