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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论文标题逻辑语用学探析学院人文学院专业逻辑学班级2009级学号2009020018学生姓名桂卫教师王向东2010-1-13贵州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第1页逻辑语用学探析摘要：本文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简要介绍逻辑语用学的定义及研究逻辑语用学的哲学意义。逻辑语用学不仅扩大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领域，扩充了人们对语言表达意义的理解，而且还揭示出语言中所蕴含的理性——交往理性，进而拓展了生活世界理论研究的内容。关键词：语用学、逻辑语用学、言语行为一：语用学简介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前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寻找并确定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地基本原则和准则。语用学于20世纪70年代于西方诞生，其是从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发展到不仅研究如何使用语言，还特别注重研究如何理解语言，研究如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其中的蕴含意义，成为一门新兴的认知学科。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从而发现语用规律。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但在整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语用学既研究编码，也研究解码过程，更侧重于研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①纯语用学：也叫形式语用学，是语言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他研究语用学的形式和范畴，是研究语用学形式化的最适宜方法。②描写语用学：致力于描写人的来自经验的有关自然语言的运用原则，分析自然语言怎样跟语境相联系，关注人们为达到特定的交际意图在一定的语境中恰当地使用语言和准确地理解话语的语用能力。③应用语用学：在应用语用学中，外语教学，人—机对话和人工智能，不同语言间的语用对比研究是最有实用价值的。二：.逻辑语用学定义逻辑语用学是在元逻辑系统理论基础上，运用语用学是想和方法，研究形式化系统、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逻辑关系，寻求并建立沟通逻辑语形学、语义学与自然语言逻辑相互联系的逻辑语用描述系统及其基本法则。三：研究逻辑语用学的哲学意义语用学不仅是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后的产物，而且还是语言哲学内部的再一次转向，逻辑语用学不仅扩大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领域，扩充了人们对语言表达意义的理解，而且还揭示出语言中所蕴含的理性——交往理性，进而拓展了生活世界理论研究的内容。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最早将“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人们可以对规范性的语言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和研究，而作为个人现象的言语是无法进行规范性分析的。索绪尔将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的做法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语言学流派，如语义学、语形学等基本上秉承了索绪尔的这种二分法。但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贵州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第2页等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作为具体表现和应用的言语也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曾认为，离开语言的日常使用而孤立片面地考察语言的意义，就如同离开工具的使用去考察工具的意义一样，难以真正理解语言。语言表达的意义植根于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只有把语言及其运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语言的意义才能真正得到理解。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奥斯汀主张，人们使用语言时，不仅是为了表达一种意义，而且它自身也是一种行为，亦即，我在说出某事的同时也在做某事。同样一个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因此对语句意义的解释重心，应从原来对说话者的内心意向的强调转到对言语的行为研究方面，即从言语行为方面去考察语句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他们的工作“朝向把真值语义学与语言游戏语用学相结合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路途中迈出了第一步”。后来，约翰·塞尔深受奥斯汀思想的影响，他继奥斯汀之后坚持并提倡言语行为理论，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在原则上与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他认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说出的行为”；二是“命题的行为”；三是“以言行事的行为”。哈贝马斯对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倍加赞赏，因为他注意到了言语行为意义与互主体性的联系，从互主体性的层面揭示言语者所追寻或持有的以言行事意图，为理解言语行为的意义确立了理论依据。从传统意识哲学范式向语言哲学范式的转变是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使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被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态的关系所取代。按哈贝马斯的理解，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对语言符号意义的分析构成了语言哲学内在发展的主线并因此而形成了三种著名的语用学理论。第一种是格里斯创立、由刘易斯补充并得到希福等人加工发展的意向主义语义学。他们认为，对于任何一种语言表达，它的意义都可以还原为言说者用它所展示出的直接或间接意图。这种意义理论仅仅把讲话者所意指的东西视为基本的，它只是把握住了语言的意谓事态的功能，这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互动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第二种是最初由弗雷格创立，后来在早期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达米特等那里得到不断发展的真值语义学，这种语义学关注的重点是命题与事态以及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其真实性条件决定的，或者说,我们要想理解一个命题，首先就要了解使这个命题为真的条件。这一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命题与事实、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它揭示了语言表达的意义与由此建构起来的命题的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种语用学理论只局限在句子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扩展到言语行为的层面上来。第三种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开创并由奥斯汀和塞尔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应用理论。这一理论注意到了意义与社会实践的关联，把言语的意义从单一的与世界的对应关系扩充到意义与社会的关联上来。但由于它强调确定语言表达式的语言游戏是“人类的共同的行为”，因而言说之有效和无效仅仅依照它们所属于的语言游戏的标准。仅对言语行为的意义的理论而言，这三种语用学要么将意义归结为言语行为者的意图，要么归结为其所涉及的客观内容，要么就是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哈贝马斯认为，这三种语言理论可称之为经验语用学。它们虽然把语言表达所涉及的互动语境与言语行为联系起来，把语言表达常规意义上的有效性与制度的社会作用联系起来，但由于这些语用学理论在意义的理解问题上各执一端，而没有看到言语表达意义的广泛性，此外，它们把言语行为中的以言行事功能视为一种非理性力量，即一种与作为有效性基础的命题内容是对立的力量，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全部有效性要求的可能性。贵州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第3页在近代哲学家中，人的理性能力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它成为人们认识自身、社会和自然的基础。它既是人们认识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类反思的出发点。但是人类这种抽象的认识和反思能力却伴随着哲学自身的发展而日益受到怀疑。这种怀疑不仅体现在经验主义者休谟的怀疑论中，也体现在发端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的后继者们那儿。在休谟看来，“是”与“应该”之间或“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对立的，从“事实”不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的结论，并且断定“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及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开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理性哲学家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予以了考察。他声称理论理性能够获得他所谓的现象界的知识，因此，理性可以为自然界立法。但对于超出现象界之外的本质，人的理论理性就无能为力了。现象界之外的领域是意志的领域，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意志）来进行思考，人的实践理性依“绝对命令”为道德立法。在康德那儿，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对立已初步形成。后来的哲学家们不断地抬高意志的支配作用。在谢林的哲学体系中，非理性色彩已非常浓厚了。黑格尔试图完全以辩证逻辑化的方式来解决康德理论中的两种理性的对立，但“理性的狡计”（thecunningofreason）却背离了现实生活本身。自此以后，理性就不断地被排斥、拒绝、解构和否定，叔本华和尼采则完全把人的非理性提升到至高地位，开创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河。此外，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成功，工具目的理性大行其道，而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倒却都成了工具目的理性的奴隶了。如何克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性，并拯救曾在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哲学或意识哲学中大行其道的理性呢？这似乎是传统哲学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种哲学预设了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并在狭隘的主客体范围内或在孤立的主体中来解决认识问题及其与此相关的真理问题，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么停留在主体范围内，要么停留在客体范围内，这必定导致形而上学。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重新探索理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从表面上看，否定理性是可以的，但“‘至少必须以一种标准来解释所有理性标准的崩溃’，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揭露真相的做法才有效。如果不能维持这样的标准，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的批判方式’。”那么这种理性在哪里呢？哈贝马斯的回答是：理性体现在语言中。从逻辑语用学视角来看，我们是用语言来进行言说的，并通过它来协调行为和进行交往的。言语行为展示的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即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传统中分裂的三种理性形式，即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统一在言语行为之中。这三者的统一就是他所谓的“交往理性”。这三种理性之所以能够统一，就在于在交往过程中，“任何一个处于交往行为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都必须满足若干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这若干有效性要求就是，除了语言的可理解性要求之外，分别是与理论理性相对应的真实性要求，与实践理性相对应的正当性要求，与审美理性相对应的真诚性要求。只要其中的一个有效性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往。与传统的理性观相比，这种蕴含在语言之中的交往理性“并不沉迷于一种超越特殊和个体的唯心主义普遍性当中而不能自拔。”对理性做这样的理解并非是要将理性做语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解释。因为这种理性既依赖于一定的语境，同时又具有先验意义。它“几乎使一切事物都具有了偶然性，甚至包括它自身的语言媒介的发生前提。但是，对于在用语言建构的生活方式内要求具有有效性的一切事物而言，语言所有达成理解的结构却成了一种必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交往行为才是理性的行为，这里的“理性”并非指单纯的目的或工具合理性，而是包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等于其中多种理性的统一，这种交往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以理解和共识为目的的社会行为。因而，哈贵州大学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第4页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不是什么元理论，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社会合理化并非单纯工具目的性行为的合理化，也同时是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生活世界合理化，交往行为就像一股尚未被发现的暗流，为现代社会另一个层面的合理化带来了希望。“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提出的“一个科学批判的概念”。现代科学之所以需要批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与人生相关的科学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与生活意义无关的科学。在前现代时期，科学的目标本来也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科学在努力“求真”的同时也积极“向善”。科学中的“真”（事实）问题与“善”（价值）问题相提并论，并没有分开。但遗憾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却自称价值中立，它只见物（事实）不见人，只求“真”，而忘记了“善”。在实证科学中，人也被“事实化”了，之所以没有关注人，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只看到了与人相关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客观世界，并将其作为关注的中心，而生活世界的另外两个维度——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既不能被“数学化”、“操作化”、“专业化”和“课题化”，也不能以“去除透视”的方式被意识到，因而它们就自然被忽略。在胡塞尔看来，要使现代科学重新获得其意义，就要使科学回到与人的生活须臾不离的“生活”的世界中去，科学世界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