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代背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代背景1953年-1956年，我国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然而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质上来说，这是特殊的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的产物，是生产关系的一次跃进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从理论渊源上离不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离不开中国几千年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近现代传统大同思想的文化基础，更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想与实践的支撑。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其经济基础是半自然经济，同时这种人民公社体现的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伴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人民公社从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近一个月时间，遍及全国各地。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点，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规划社员生活生产，以供给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从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到1985年人民公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26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对新中国历史得到发展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而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体制的开端更值得进一步的深刻研究。分析到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得不分析作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在短暂的三年时间里，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应而起、大批散伙、强行恢复到最后党中央的批准解散四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充斥着各种问题和矛盾。而公共食堂所提及的优越性，如解放妇女、解放劳动力、节省时间资源、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并未发挥出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次乌托邦实践，体现了全党全中国对步入马克思所宣扬的人类社会的制高点—共产主义的急切向往和手段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节，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经济上跃进式发展；政治上民主受损，五风盛行；思想上僵化民众意识；社会上实行全面控制；人口损失严重，环境疮痍满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是用来伤感，而是反思和借鉴的。从经济到政治，从党建到国家安全，国家生活得方方面面都受到启发，这一乌托邦实践，给我们深刻教训。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发动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开始；可的，是在经济领域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农业领域表现为“以粮为纲”，浮夸成风，在工业领域表现为“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核心是全民大炼钢铁。先从农业领域开始再发展到工业领域。这次运动违背客观客观规律，拔苗助长，结果造成资源浪费，冲击正常生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属于政治范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表现为大刮共产风、“一大二公”。此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思想水平，不切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实际了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最终造成生产混乱、生产力水平下降，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它实际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说明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都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助长了浮夸、蛮干的风气，二者是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二者共同的表象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实质是一个体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体现在政治领域。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生产力的变革，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跃进时期河南永城公共食堂研究在中国农村,农民们一向有农忙时合伙吃饭的习惯。早在互助组时期,农民为了出工早、出工齐,通常会“合伙吃饭”。进入合作社以后,在农忙季节,有的农业社开始集体煮饭,产生了“农忙食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农忙农闲之分渐渐淡化,“农忙食堂”转为常年食堂。早期群众自发的合伙做饭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公共食堂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公共食堂曾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幼芽”、“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一度成为了中国人民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为实现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各地农村大力兴办公共食堂,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加剧了“大跃进”的恶果,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河南省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南省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在“大跃进”期间,表现的十分狂热,享有“大跃进三大先进省份之一”的“荣誉称号”,河南是举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全国典型,全省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比例均居全国首位。永城属于河南商丘专区,位于河南省最东部,在“大跃进”运动中,永城表现的十分“突出”,与虞城县、夏邑县一起连夺“先进”。众所周知,河南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其中,“信阳事件”震惊中外,但“信阳事件”是“豫东事件”的继续,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衰历程是研究豫东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是历史上血的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夏至1958年底,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普遍建立。为促使社员加入农村公共食堂,永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一切归公所有,破除家庭私有制,“共产风”弥漫全县。与此同时,永城积极贯彻中央政策,开展全民整风,反右倾保守思想、反右倾机会主义,为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农村公共食堂蓬勃发展；第二阶段是1958年底至1959年夏,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矛盾重重,难以维持。由于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发生了盲目冒进,部分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强迫农村集体吃饭。平调社员物资,破除家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共产风”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粮食“卫星”满天飞,粮食短缺,群众口粮标准降低,“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成为空谈,广大群众对于共产主义产生疑惑。部分干部素质低下,贪污腐败,多吃多占,搞特殊化,违法乱纪,干群矛盾日益尖锐。为缓和矛盾,解决“乱子”,永城纠正“共产风”,开展整社和算账工作；第三阶段是1959年夏至1960年底,永城农村公共食堂强行恢复与被迫坚持。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影响,永城粮食严重短缺,永城各公社公共食堂发生停火现象,公共食堂名存实亡。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公共食堂再次成为“共产主义萌芽”,并且上升到了“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全国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永城县为继续兴办公共食堂,大搞代食品、开展多种经营；第四阶段是1960年底至1961年夏,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最终解散。早在1959年底,由于大兵团作战、粮食短缺等等原因,永城县已经出现人口逃亡、浮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0年春,粮食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普遍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中央开展“大战五风”、严惩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和斗争坏人坏事,试图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61年中央开展深入调查,摸清问题,朱德深入河南进行调查,公共食堂问题彻底暴露。1961年5月,中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社员自主决定办不办公共食堂,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无一例外,全部解散,为解决永城人民生活问题,开展平调退赔、清算旧账工作。人民群众恢复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恢复自主吃饭权,粮食实行分配到户,分配给社员一定的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以补充口粮,运用评工记分的方法按劳分配,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呈现新气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曲折,探讨失误的原因,不能不涉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商品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纠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同苏联模式的关系。一、寻求比苏联更快的建设方法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也想突破苏联模式。“1958年春季和夏季,毛和他的同事们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用以代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苏联引进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毛泽东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①由此可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苏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①这段话较为集中地概括了毛泽东要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原则”,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所有制形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说,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只是建设方法不同,而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形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是相同的。由于认识上的这种局限性,毛泽东没有认真考虑如何从体制方面根本突破苏联模式,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寻求不同于苏联的建设方法。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毛泽东寻求不同于苏联并且比苏联更快更好建设方法的一种尝试。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坚持“原则与苏联相同”的前提下,着重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上进行思考。他想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他在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就这样想过:“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件时说,其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但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品。毛泽东认为,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说,“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①。相反,我们有了上述条件,再“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